89年我在中俄边境，用一瓶二锅头换个苏联女人，媳妇骂我老不正经

一

1989年，我二十六，在黑河跑边贸。

那会儿黑河还不叫市，叫黑河地区。江对面是苏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我们这边人管它叫“布市”。两个城市隔一条黑龙江，最近的地方只有七百多米，站在江边能看清对面楼房的窗户。天气好的时候，连对面阳台上晾的裤衩是什么颜色都看得见。

我是跟着表哥陈建军过来的。表哥比我大八岁，早两年就在这边混，算是最早一批跑边贸的人。他在黑河租了一间半地下的房子，屋里摆两张铁架子床，墙角堆满货——运动服、暖水瓶、泡泡糖、二锅头，什么好卖就进什么。

我来的第一天，表哥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春生，这边赚钱容易，但你得记住一条，别跟毛子娘们儿瞎搞。”

我当时没当回事。

那年头中苏边境贸易火得不行。从1982年边境贸易解禁开始，两边的人就跟疯了似的互相窜。中国人拎着二锅头和运动服往苏联跑，苏联人扛着呢子大衣和望远镜往中国跑。黑河街上外地驻的边贸公司有两千多家，做买卖的有好几万人，俄罗斯商人坐船过来购物倒货，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

表哥的生意很简单。他从北京大红门那边批发运动服，一套进价七八块钱，拿到黑河转手换苏联人的呢子大衣，一件大衣拿回内地能卖两百多。利润率比抢钱还高。

我负责蹲点。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背着一大包运动服去江边码头等着。苏联人坐船过来，上岸第一件事就是找中国人换东西。他们那边轻工业差得离谱，衣服鞋子日用品什么都缺，咱们这边一件普通运动服在那头能当宝贝。

那天的天气我记一辈子。

十一月底，黑龙江还没完全封冻，江面上飘着薄冰碴子，风从对岸刮过来，割脸。我蹲在码头边上的石墩子上，怀里揣着一瓶红星二锅头，那是留着自己晚上暖身子的。旁边放着个蛇皮袋，里头装了十来套运动服。

表哥去岸上找熟人谈事去了，让我在这盯着。

上午没什么人。冬天过境的苏联人少，船隔好久才来一趟。我冻得脚发麻，站起来跺了跺，又蹲下去。

快中午的时候，来了一条小船。

不是那种正规的渡轮，就是个铁皮划子，能坐三四个人那种。船上就一个人，裹着一件灰绿色的军大衣，帽檐上全是霜。等船靠了岸，我才看清是个女的。

年轻，看着也就二十出头。脸冻得通红，嘴唇发紫，缩着脖子往岸上走。她穿的是苏联军装，不过没戴肩章，大衣也旧得不行，袖口都磨白了。

她走到码头边上，四处看了看，像是在找人。

码头上没什么人，就我和另外两个蹲点的。那俩人看了看她，没动。苏联兵他们见多了，不稀奇。

她站了一会儿，朝我这边走过来了。

开口说的是俄语，我听不懂。她看我没反应，又换了个腔调，磕磕巴巴的中文：“你……有没有……酒？”

我愣了一下。

“酒？”我说。

她点头，两只手比划着：“能喝的那种，烈的。白酒。”

我摸了摸怀里的二锅头。那瓶酒是我在供销社买的，三块二，本打算晚上就着花生米喝的。

“有。”我说，“你拿啥换？”

她低头在身上摸了一阵，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给我看。里面是两个铜扣子，还有一块手表。手表是苏联产的，牌子我不认识，但看着挺旧。

我摇头。铜扣子不值钱，旧表我也用不上。

她有点急了，又把布包翻了一遍，找出一个银戒指，细细的，上面刻着花纹。递到我面前。

我还是摇头。银戒指这种东西在黑河换不了几个钱，表哥知道了得骂我。

她愣在那儿，手举着戒指，风把她帽檐上的霜吹了一脸。我看见她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后来她转身就走了。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种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不是求人的眼神，也不是生气的眼神。就是……没办法了。一个人实在没办法了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眼神。

我喊了一声：“哎。”

她站住了。

我从怀里把二锅头摸出来，走过去递给她：“酒，拿着。”

她看着酒瓶子，又看着我，没接。

“不要你的东西，”我说，“拿去喝吧。”

我知道这话说得挺傻。一瓶三块二的酒，我辛辛苦苦跑到黑河来挣钱的，就这么送人。表哥知道了得骂我二百五。

但她接了。

接过去的时候，她的手在抖。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别的什么。

她拧开瓶盖，仰头喝了一小口。呛得直咳嗽，眼泪都出来了。然后她把瓶子揣进大衣里，朝我点了下头，转身就往船那边跑。

我看着她上了船，划着桨往对岸去了。铁皮船在冰碴子中间慢慢挪，她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成了江面上的一个灰点。

我蹲回石墩子上，继续等表哥。

心里没什么感觉。就是觉得这天真他娘的冷。

二

表哥回来的时候已经下午三点多了。

他骑着一辆破二八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箱方便面。看见我蹲在码头上，老远就喊：“咋样？换出去多少？”

“没换。”我说。

表哥脸一沉：“一上午一套没换出去？”

“也不是……”我犹豫了一下，“我把那瓶二锅头送人了。”

表哥把自行车支好，走到我跟前：“送谁了？”

“一个苏联女的。看着挺可怜的，问我要酒。”

表哥盯着我看了三秒。

“春生，”他说，“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我没吭声。

“三块二的酒你送人？你知不知道我一天挣多少？你知道这批运动服我投了多少钱进去？”表哥越说越气，声音越来越大，“咱是来挣钱的，不是来当活雷锋的！”

“我知道。”我说。

“你知道个屁！”表哥踢了一脚地上的蛇皮袋，“你要这么干，趁早给我滚回老家去。别在这糟蹋我的货。”

我没说话。表哥骂了一阵，气也消了些，推着自行车往前走。

走了几步，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苏联女的，长得好看不？”

“还行。”

“哼。”表哥冷笑一声，“我就知道。你小子是看人家长得好看才送的。”

“不是——”

“行了行了，”表哥摆手，“以后少干这种事。这边乱得很，什么人都有，你分不清谁是真心谁是骗子。”

那天晚上回到住处，表哥喝了半斤白酒，又把我训了一顿。中心意思就是：跑边贸，眼睛要毒，心要狠。你不狠，别人就赚你的钱。

我躺在铁架子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没怎么听进去。

脑子里全是那个苏联女的喝酒时咳嗽的样子。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照样去码头蹲点，换货，回来交给表哥记账。日子过得没什么变化。

第五天下午，表哥不在。我照常蹲在码头上，江面上刮着北风，比前几天还冷。

远远地，我看见对岸有条小船划过来。

跟那天一样的铁皮划子。

船上的人裹着军大衣，戴着毛帽子。

等她上了岸，我看清了脸。就是那个苏联女的。

她一下船就四处张望，看见我蹲在石墩子上，直接走过来了。

我站起来。

她走到我面前，从大衣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只手套。不对，是一双。羊毛的，灰白色，自己织的那种，上面有简单的花纹。针脚不太匀，有些地方织得紧有些地方松，看得出来不是专业的手艺。

她说了句俄语，我听不懂。

她又比划了一下，把手套往我面前推。

我明白了。她是来还礼的。

那瓶二锅头换一双毛线手套。

“不用，”我说，“那酒本来就是送你的。”

她摇头，坚持把手套塞到我手里。

我接了。

她脸上露出点笑容。就一点，嘴角动了动，但眼睛是笑的。

然后她蹲下来，指着我的蛇皮袋，叽里咕噜说了一串。我大概能猜到：她想换东西。

我打开袋子，里面是运动服。她挑了两件，一件蓝色的，一件红的。然后从大衣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两块银色的金属锭，不大，一手能握住，沉甸甸的。

我看着那两块东西，心里咯噔一下。

银子？

我不敢确定。但那颜色和重量不像铝。表哥教过我，苏联那边有些人手里有银器，拿出来换东西很划算。

我接了。

她拿了运动服，转身要走。我喊了一声：“等一下。”

她回头。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泡泡糖递给她。那是我自己吃的，从街上的小卖部买的。她接过去，看了看，揣进口袋。

然后她又笑了。这次笑得比刚才大一点。

她上船走了。

晚上表哥回来，我把那两块银锭拿给他看。

表哥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又用牙咬了一下。

“银子。”他抬起头，眼睛亮了，“这成色不差。你从哪弄的？”

“换的。”

“用什么换的？”

“两套运动服。”

表哥沉默了几秒钟。

“就是那个苏联女的？”

“嗯。”

表哥把银锭放桌上，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这次没骂我。

“春生，”他说，“你运气好。”

“嗯？”

“这种人你多跟她换。苏联那边有些人家以前存了不少银子，现在卢布不值钱，拿出来换日用品。你拿运动服换银子，比换呢子大衣划算多了。”

我点头。

表哥又补了一句：“但是记住，别跟她搞别的。”

“我没——”

“我说了别搞就别搞。”表哥打断我，“这边的人嘴碎得很。你要是跟毛子娘们搞出什么事来，传到老家去，你媳妇能扒了你的皮。”

我没再说话。

三

事情从那之后就有了变化。

那个苏联女的——后来我知道她叫卡佳——每隔几天就划船过来。不是每次都换东西，有时候就是过来看看，蹲在我旁边，看我换货。她不怎么说话，中文只会那几个词：“酒”“换”“多少钱”。我也不懂俄语，两个人就靠比划。

有一次她拿了一罐子腌黄瓜来，打开让我尝。那腌黄瓜酸得厉害，但味道不差，比我媳妇腌的强。我吃了两根，她挺高兴。

作为回礼，我给了她一包大白兔奶糖。她剥了一颗放嘴里，眼睛眯起来了。

她笑起来确实好看。

但我没多想。真的没多想。

我在老家有媳妇，叫翠芬。结婚三年了，孩子刚满一岁。翠芬是个好女人，能干，脾气也大。我出来跑边贸就是为了多挣点钱，回去盖房子，让孩子过好日子。

卡佳就是——怎么说呢——一个认识的人。一起在码头上蹲着换货的人。别的没什么。

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嘴碎。

我在码头上跟卡佳换货的事，不知道怎么传到了表哥认识的人耳朵里。有天王老五，表哥的一个朋友，专门来跟我说：“春生，你老跟那个毛子妞蹲一块儿，让人看着不像话。”

“就是换货。”我说。

“换货你换个男的换，非得跟个女的？”王老五咧嘴笑，“再说了，你换的什么货？两套运动服换两块银子，那女的图你什么？图你长得好看？”

我不理他。

但心里确实有点不舒服。

后来我就刻意跟卡佳保持距离。她来的时候，我不像之前那么热情，换完东西就让她走。有时候她在码头蹲着，我就找借口去别的地方。

卡佳大概是感觉到了，来的次数少了。

日子一天天过，黑龙江慢慢封冻了。江面上结了厚厚的冰，船走不了了，两边的人开始走冰面过境。表哥说，封江之后货物周转慢，得趁年前多跑几趟。

十二月中旬，我出了事。

那天晚上，表哥让我去江边仓库提货。仓库在城东，离码头不远，是租人家的一间平房，里头堆着从北京发过来的运动服和暖水瓶。

我骑自行车过去，开门，打着手电筒数货。数到一半，门被踹开了。

三个人冲进来，蒙着脸，手里拿着铁管子。

我知道遇上什么了。黑河这边做边贸的人多，鱼龙混杂，抢劫的事不是没发生过。

“别动！”领头那个喊，“钱呢？”

“我没钱，”我说，“我就是个看仓库的。”

铁管子砸下来，砸在我肩膀上。疼得我眼前发黑。

“少废话！钱在哪儿？”

我趴在地上，手抱着头。肩膀上火辣辣的疼，估计骨裂了。

他们翻了仓库里的柜子和我的口袋，拿走了两百多块钱和一块手表。然后踹了我两脚，跑了。

我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缓了好一阵才爬起来。

第二天表哥带我去医院拍了片子，肩膀上骨裂，得养着。表哥很生气，不是气我，是气那帮抢劫的。他报了案，但那个年代这种事基本破不了。

“春生，你先在屋里歇着。”表哥说，“我去找人打听打听是谁干的。”

我躺在铁架子床上养伤，白天表哥不在，就我一个人。

肩膀疼得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想翠芬，想孩子。

有天下午，有人敲门。

我以为是表哥回来了，忍着疼去开门。

门口站着卡佳。

她穿着那件灰绿色的军大衣，帽子上落了雪花，脸红扑扑的。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

“你……”我愣了一下。

她往里看了一眼，看见我吊着胳膊，皱起眉头。

她说了句俄语，然后比划着问我怎么了。我指指肩膀，做了个被打的动作。

卡佳的脸色变了。她叽里咕噜说了一串，声音听着挺激动。

然后她走进来，把布袋子放桌上，从里面掏东西。一瓶酒，一罐腌黄瓜，还有一个布包，打开是一块黄油，用油纸包着的。

“给你。”她用中文说。

“不用——”

她把东西放桌上，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玻璃瓶，里面装着褐色的液体。她拔开塞子，冲我比划，意思是让我喝。

“什么？”

“药。”她说，“喝。”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来喝了一口。苦得我脸都皱起来了。她看着我的表情，笑了。

那种笑。

就那种笑。

我心里有点乱。

卡佳在屋里待了大概半个小时。她不会说中文，我也不懂俄语，两个人就干坐着。她帮我把桌上的东西收拾了一下，又把炉子里的煤添了添。

走的时候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

她走后没多久，表哥回来了。

看见桌上的东西，表哥脸色不太好看。

“谁来过？”

“那个苏联女的。”

表哥把帽子往床上一摔：“春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她就是送点东西来。”我说，“我受伤了，她来看看。”

“她怎么知道你受伤了？”

“可能是码头那边的人说的。”

表哥沉默了一会儿。

“春生，”他坐到我床边，声音放低了，“你听我一句。这个女的，你不能再来往了。”

“为啥？”

“还为啥？”表哥瞪着我，“你自己不知道为啥？你一个结了婚的人，跟一个外国女人来往，回头传到你媳妇耳朵里，你怎么说？”

“就是换货——”

“你觉得翠芬信吗？”表哥打断我，“你觉得你村里那些人信吗？”

我没说话。

“再说了，”表哥压低声音，“这边不比内地。苏联人现在跟咱们关系微妙，你跟她走太近，万一被上面的人盯上，说你有里通外国的嫌疑，你怎么办？”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那个年代，跟外国人打交道确实要小心。尤其是边境地区，管得严。我一个普通人，犯不着给自己找麻烦。

“我知道了。”我说。

表哥点头。

从那之后，卡佳再来的时候，我不开门。

她在外面敲了几下，喊了几声。后来不敲了。

我在窗户缝里看出去，她站在雪地里，愣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军大衣的下摆在风里飘着，雪落在她肩膀上。

我心里有点堵。但没出去。

四

伤养了半个多月，肩膀差不多能动了。

我本来打算继续干到过年前再回家，但表哥说年后再说吧，让我先回去养养。其实我知道，表哥是怕我再跟卡佳搅在一起。

走的那天，表哥送我到车站。

“回去好好跟翠芬过日子。”他拍了拍我没受伤的那边肩膀，“这边的事别跟她说。”

“嗯。”

“那个苏联女的的事，别提。”

“我知道。”

长途汽车从黑河开出去的时候，我透过车窗看了一眼江面的方向。什么都看不见，就是一排灰突突的房子和灰突突的天。

回到家，翠芬看见我吊着胳膊吓了一跳。

“咋弄的？”

“搬货摔的。”我说。

翠芬骂了表哥一顿，说他不看着点我，让我一个人搬货。我替表哥说了几句好话，翠芬才消了气。

孩子会走路了。歪歪扭扭地朝我扑过来，嘴里喊着含混不清的“爸爸”。我单手把他抱起来，心里挺踏实。

日子就这么过着。

我在家养了两个月，肩膀彻底好了。开春以后，村里开始备耕，我跟着下地干活，把边贸的事放在一边。

翠芬对我挺好的，天天变着法子给我做好吃的。她知道我在外面受了伤，不让我干重活，连水都不让我挑。

晚上孩子睡了，翠芬靠在我肩膀上问：“春生，你今年还去黑河不？”

“不去了吧。”我说，“在家种地得了。”

“那钱……”

“攒的那些够盖房子了。”我说，“先盖房子再说。”

翠芬挺高兴。她说早就该这样了，跑那么远挣那几个钱，还不如在家安安稳稳的。

我没告诉她，有时候半夜睡不着，会想起黑河的江面。

想起那个穿灰绿色军大衣的苏联女的，蹲在码头上，冻得通红的脸上带着笑。

我不想她。就是想那个地方。想那边的风，那边的雪。

真的就是这些。

五

一九九零年夏天，表哥回了一趟老家。

他带回来不少东西，呢子大衣、手表、望远镜，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苏联货。给我家孩子带了一辆苏联产的玩具小汽车，铁皮的，上了发条能跑。

晚上喝酒，表哥跟我说黑河那边的事。

“今年买卖好做多了。”表哥喝了一口酒，“苏联那边现在越来越乱，老百姓手里缺东西，咱们的货一过去就抢光了。”

“挣钱了？”我问。

“挣了些。”表哥点头，“不过也出了些事。”

“什么事？”

表哥又喝了口酒，像是在斟酌要不要说。

“你还记得那个苏联女的吗？就是跟你换货那个。”

我心跳了一下。

“嗯。”

“她来找过你。”表哥说，“你走了之后，她又来过好几次。我不在，隔壁的老赵跟我说的。来了就在门口站着，站一会儿就走了。”

我没说话。

“后来——”表哥放下酒杯，“后来有一次，老赵看见她在码头上跟别人打听你。问一个中国人去哪了，叫什么名字。她中文说得不好，人家也没听懂。”

“然后呢？”

“然后就没然后了。”表哥摇头，“可能是找不到你，就不来了。”

那天晚上表哥喝多了，临走的时候拍着我肩膀说了一句：“春生，那种事别想了。过了就过了。”

我嘴上说没想。

但那天夜里翻了很久的身。

翠芬睡得沉，没察觉。

第二天起来，我照常下地干活，照常吃饭，照常带孩子。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但心里像有个小疙瘩，老是硌得慌。

我跟自己说：那算什么事呢？就是一瓶二锅头的事。一瓶三块二的酒，换了一双毛线手套。别的什么都不是。

这么想了几次，那个疙瘩就慢慢变小了。

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六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的消息传到我们村里。

村里人议论了一阵子。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大部分人就是看个热闹。

那段时间表哥在黑河发了一笔财。苏联那边乱成一锅粥，卢布贬得跟废纸似的，老百姓拿东西出来换吃的用的。表哥在电话里跟我说，一瓶二锅头能换一件呢子大衣，两件运动服能换一块银锭。

“生意好得很！”电话那头表哥的声音很兴奋，“春生，你要不要回来？”

“不了。”我说，“地里的活离不开人。”

其实不是离不开人。是翠芬不让。

翠芬在旁边听见了，等挂了电话就跟我吵了一架。她说你是不是又想去找那个苏联女的？我说没有的事。她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表哥都跟我说了，你在黑河跟一个苏联女的搞在一起。

我说那是表哥瞎说的，就是换货。

翠芬不信。哭了半宿。

后来那段时间翠芬盯我盯得特别紧。我去哪她跟到哪，连去村口小卖部买包烟她都要跟着。我烦是烦，但也理解她。那个年代，这种事要是传出去，村里人能用唾沫星子把你淹死。

吵了几天，翠芬提了一个条件。

“你要是再去黑河，咱俩就离婚。”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圈是红的。

我看着她，又看了看在地上玩的小汽车的孩子。

“不去了。”我说，“以后都不去了。”

翠芬这才放心。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孩子一天天长大，地里的庄稼一年年种了收、收了种。我在村里干了几年农活，后来到镇上开了个小五金店，日子过得不好不坏，但踏实。

黑河的事，再也没提过。

直到有一天。

七

一九九三年秋天。

表哥突然来了。

那天我正在店里给人配钥匙，表哥推门进来，脸色不太对。

“春生，跟你说个事。”

“啥事？”

表哥拉了把凳子坐下，点了根烟。

“前些天我在布市那边碰见一个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个苏联女的。卡佳。”

我手里的钥匙坯子差点掉地上。

“她问起你了。”表哥抽了口烟，“问你去哪了，过得怎么样。”

“你怎么说的？”

“我说你回老家种地了。”表哥弹了弹烟灰，“她让我给你带个东西。”

表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放柜台上。

我打开。

里面是一双毛线袜子。灰白色的，跟当初那双手套一个颜色，一样的针脚——有的地方紧有的地方松。还有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中文：“你好。我还好。谢谢你。”

就这几个字。写得很难看，一笔一画的，像是照着写的。

我把纸条翻来覆去看了几遍。

“她怎么会写中文了？”

“学的呗。”表哥说，“她在布市开了个小铺子，卖自己腌的黄瓜和大列巴。这两年两国来往的人多了，她跟着来往的客商学了几个中文字。就写了这几个。”

“她……”我停了一下，“她一个人？”

表哥看了我一眼。

“带着个孩子。两三岁了。男孩。”

我愣在那儿。

表哥抽完烟，把烟头摁灭在柜台上。

“春生，”他说，“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当初在黑河，你走之后她来找过你好多次。我都没跟你说。”

“为啥？”

“怕你犯错误。”表哥说，“你一个有家有口的人。再说了，那时候她问你，我说啥？说你走了不回来了？她一个苏联女的，中文都不会几句，我也没法跟她解释。”

我没说话。

“现在跟你说这个，”表哥站起来，“是觉得……反正苏联都解体了，那些事也过去了。你该怎么过日子还怎么过日子。但这个东西，她让我带，我就带来了。”

表哥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店里坐到天黑。

那双毛线袜子放在柜台上，我盯着看了很久。

后来我把袜子收起来了。放在家里一个旧箱子里，压在几件不穿的棉袄下面。

翠芬不知道。

八

日子继续过。

孩子在长大，老人在变老。五金店的生意时好时坏，但总能维持。我跟翠芬偶尔吵架，大部分时候挺好。她是个过日子的人，我也是。

二零一零年，孩子考上大学，去了哈尔滨。

送走孩子那天，翠芬哭了。晚上回来，家里就我们两个人，特别安静。

翠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坐在阳台上抽烟。

抽到第二根的时候，翠芬突然说了一句：“春生，你是不是怨我？”

“怨你什么？”

“怨我当年不让你去黑河。”

我愣了一下。

“没有的事。”我说。

翠芬没回头，电视机的光映在她脸上。

“我知道你那个箱子。”她说，“你那些苏联东西，还有那双袜子。我早看见了。”

我没说话。

“我没扔。”翠芬的声音很平，“我知道你没做对不起我的事。就是……心里不舒服。”

我把烟掐了，走到她旁边坐下。

“都是过去的事了。”我说。

“嗯。”

翠芬靠过来，头搁在我肩膀上。她头发里有洗衣服的肥皂味，那个味道我闻了二十多年了。

“春生，”她说，“你说那个苏联女的，现在咋样了？”

“不知道。”我说，“好多年没消息了。”

“那双袜子，是她给你织的？”

“嗯。”

翠芬没再问了。

九

二零一五年夏天，我去了趟黑河。

孩子大学毕业在哈尔滨找了工作，让我和翠芬去玩。翠芬说顺道去黑河看看吧，你不是老念叨那边。

我们在黑河待了两天。

完全变样了。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江边修了公园，到处都是游客。江对面的布市也能看见了，楼比当年高多了。

我站在江边，看着对岸。

翠芬在旁边拍照。

“对面就是布市？”她问。

“嗯。”

“当年你就在这儿换货？”

“嗯。”

翠芬看了看江面，又看了看我。

“那个女的，”她说，“就是在这儿跟你换的二锅头？”

我笑了一下：“你怎么还记得这事。”

“一辈子都忘不了。”翠芬撇嘴，“你表哥那大嘴巴，当年回来就跟全村人说了。说你在黑河用二锅头换了个苏联娘们。传到我耳朵里，我差点气的回娘家。”

“那不是真的。”

“我知道。”翠芬说，“你要真换了个人，我还能跟你过这么多年？”

我们俩站在江边站了一会儿。

风从江面上吹过来，不怎么冷，是夏天的风。

“要不要去对面看看？”翠芬问。

“不去了。”我说，“看看就行了。”

翠芬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回去的车上，我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

脑子里想起很多东西。江面上的冰碴子，码头上蹲着的石墩子，三块二的二锅头，那双灰白色的毛线手套。

还有她笑起来的样子。就嘴角动一动的那种笑。

我想着，卡佳现在应该也有五十多了吧。那个孩子，算算也二十好几了。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可能早就不在布市了。可能搬到了莫斯科。可能去了别的地方。

也可能还在江对面，卖着她腌的黄瓜和大列巴。

这些我都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

那瓶二锅头是我这辈子做过最亏本的买卖。三块二换了一双毛线手套。

但也是我做过的唯一一件想起来不后悔的事。

翠芬在旁边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我帮她把座椅放倒了。

窗外的风景往后跑，田地和树林都成了模糊的颜色。

我闭上眼睛。

想起来那年在黑河码头上，她接过去那瓶二锅头的时候，手指冰凉，碰了我一下。

就那一下。

像冰碴子。又不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