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港校向来是内地升学市场的热门选择。相比内地高校，它的国际化程度更高；比起欧美院校，它学费更低、离家更近，录取标准也因此年年水涨船高。能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往往是成绩拔尖、履历亮眼的优等生。可他们来到香港后，却普遍水土不服：休学、转学、退学的情况屡见不鲜。

经济成本、学业适应、语言障碍，接连摆在这群年轻人面前。告别了熟悉的应试模式，不再有标准答案。而这些全新的课题，都要他们独立作答。

记者｜余雯彤

住在哪里

高中时期，杨雨虹就读于内地一所重点学校的国际部。她成绩优异，毕业时拿到了七八所海外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终却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还获得了五万港币的入学奖学金。

在她的父母眼里，相比英美院校，国内的港校不仅安全，性价比也更高。杨雨虹说，自己和父母一样，认为入学门槛和文凭的含金量成正比，而港中文的考核恰好是最难的：其他学校只要求个人陈述和标化成绩单，港中文不仅需要真人视频面试，还要申请者录制视频材料。更重要的是，拿到更多的教育资源、更好的职业待遇，只需要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学费，“他们肯定觉得赚了。”杨雨虹说。

然而，香港学费的高性价比，让一些家庭低估了生活成本。周莱是黑龙江人，2020年入读香港大学新闻专业。读大学前，周莱只在小时候去香港游玩过一次，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仅仅停留在“和内地差不多，只是生活昂贵一些”，但她没想到“物价会那么高”。“光是一顿饭，基本六七十，想吃好点七八十，点外卖至少一百多。”

《二十不惑》剧照

周莱每年的学费约17万，加上生活开销，每年开支超过三十万。父母告诉周莱，供她读书的压力很大，劝她尽量规划着花钱。而周莱刚到香港，还不适应，成绩始终不理想，她和父母的争吵越来越频繁，话题始终围绕着学习成绩。周莱说，在电话里，父母总是念叨：“你为什么不努力？努力了成绩就会变好，父母赚钱供你读书多么不容易。”这让她的情绪一直很低落。

而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还在继续。周莱从大二开始租房，每月的开支随之飙升，“房间大小只有几平米，甚至没有我家的卧室一半大，每个月月租八千多。”租房贵、住房小，不只是她一个人的遭遇，还是香港的学生普遍面临的住宿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凌超观察到，内地和欧美学校都会提供宿舍，但在香港，不少学校的住宿紧张，学生往往得自己解决住处。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例，该校实行书院制，不同书院提供的宿舍年限却各有差异。除了晨兴、善衡、敬文三所实行全住宿制的书院外，其余书院自2025/26学年起，对非本地本科生实行“N-2”（规范学制减2年）住宿政策，也就是说，四年制本科只有两年保证宿位。

《一念无明》剧照

从香港公立大学的整体情况来看，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仅要求各校为本科生提供至少一年的校内住宿机会。超出保障年限后，学生均需按学年重新提交申请，通过积分制或宿分制参与选拔。

校外租房的成本高昂。凌超曾在美国高校就读并从事教学工作，对两地租房的差异有直观的感受：在纽约最中心地段，1500美元能租到面积较小但相对独立的房间，但在香港，同等价位的房间则更狭小拥挤。校外租房价格高、面积小，一旦校内没有宿位，住在哪里就成了内地学生额外的经济负担。

在宿舍使用年限结束之前，想要继续住在宿舍的同学不得不提前谋划，通过累积“宿分”参与续住遴选。杨雨虹说，不同书院的续住细则不同，但核心聚焦在学业表现、校园活动贡献两大方面。校内的竞赛活动常常以宿舍为单位进行。杨雨虹说，每逢陆运会、水运会，常有舍友来询问自己：“你可不可以去这个项目？你跑步快不快？跳高怎么样？”因为比赛结束后，书院会根据各宿舍的参与率与得奖数，在宿舍之间分出冠亚季军。杨雨虹说，如果有人拿了第一名，不仅为宿舍争光，同时会被折算成对应宿分，因此想保宿的同学会格外积极。

《点燃我温暖你》剧照

但并非参加就能拉得开差距。杨雨虹说：“所有人都去参加运动会这类活动，都有分拿，人和人之间的分数相差不大。”要想真正对保宿有用，或者拿到比赛奖项，但这需要一定的门槛；或者参加含金量高的学生活动，比如辩论社这类学术社团，但也更耗时、更辛苦。

杨雨虹在大一时曾去普通话辩论社面试，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社团的“上下级关系”。面试过程中，负责提问的学长在她回答时频频发出“啧”声，且低头摆弄着笔，与她几乎没有眼神交流。面试结束后，杨雨虹刚出门，门一关，里面就传来一阵哄堂大笑，让她既觉得奇怪又感到难堪。

因此不少人转而投向“上庄”。“庄”的性质类似于社团，除了宿舍“庄”，还有专业“庄”、兴趣“庄”等等门类。杨雨虹说，在港中文，每栋宿舍楼均会开设一个“庄”，成员十五人左右。当庄出现人员空缺，就会发布招新广告，并承诺“加入庄就能保证百分百保宿”。出于续住的现实需求，不少内地学生会主动争取“上庄”，但困难不少。

《树下有片红房子》剧照

杨雨虹说，“庄”的招新一年大约一次，信息通常只在内部小圈子里流传。成员会优先在身边群体中锁定人选，不会特意对外扩散。只有招不满人数、需要补足名额时，才会对外发布消息，传递到内地学生当中。她刚进大一时，根本不知道有“庄”的存在，更不知道招新时间，因此错过了报名窗口期。即便后来知道了消息，很多庄制作的海报和活动布告却常常使用书面粤语，内地学生很难读懂。

除了日常组织派发糖水这类小型福利活动，“庄”更具标志性的是Dem beat表演——一种结合手势与节奏的集体表演形式。由于参加人数往往多达几十人，表演动作非常整齐，因此声势浩大，能在公开场合快速吸引注意力。同时它需要多人反复排练，过程本身还能增强团队凝聚力。正因如此，杨雨虹说，不止宿舍“庄”，还会出现在专业“庄”、兴趣“庄”、社团等各类学生组织当中。杨雨虹参加过一个内地新生营，所有人都被要求表演普通话版本的Dem beat。

“这类似于入职表演。”杨雨虹说，“在新生看来比较尴尬，我们毕竟没有接触过香港文化。”因此，每次活动时，参加者只有寥寥几人。组长会在群里逐一点名缺席者，要求每个人说明不来的理由。这让杨雨虹感到明显不适，甚至对内地学生组织的活动产生抵触。

《忽而今夏》剧照

从应试到应用

凌超认为，内地学生的不适应，更多来自从中学到大学这一身份转变。而他们远离家乡，缺乏精神支持，又使得这一挑战更难。

周莱的经历就是这样。她说，自己刚进学校时，“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香港大学采取西方的管理模式，不设班级，更没有辅导员，只有一个“系”，这意味着学生完全处于被放养的状态。作为一个刚刚走出长期应试模式的内地学生，周莱习惯了被人监督，突然进入无人约束的环境，她就“放飞自我”了。大学的第一年，周莱每天只学一到两个小时，作业也临时抱佛脚，“周五是最后期限，周四晚上才开始赶。”她说。

还有学习模式的差异。香港教育大学英语教育学系博士后研究员吴晓燕曾在内地完成本科学业，有着两地求学经历的她认为，香港的教学风格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更看重怎么应用知识、如何激发思考。落实到作业上，则以批判性论文为主。而这类写作，内地教育涉及得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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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莱上大学前，从没接触过论文写作，根本不知道论文的逻辑是什么，该怎么写，每次论文得到的分数都是B或B减（按A至D排序）。第一学期结束，她的绩点只有2.8，“完全没料到会这么低，过去我一直是尖子生，现在排名几乎倒数，打击特别大。”因为分数太不光彩，周莱从没想过向外求助。她不愿意开口，只是闷头努力学习。课堂听不懂，就录下音来回家继续听；遇到生词、难句就查，甚至求助ai。每堂课课后，周莱会腾出三四个小时花在整理笔记上，每项作业提前三四天写，写完自己看、自己改。可第二学期的绩点不进反退，掉到了2.5。

直到大二下学期，周莱才开始被迫向外寻求帮助。她找到学校提供的论文辅导，由成绩优秀的学长学姐帮忙修改论文，从逻辑到用词，每篇论文约一次咨询。改得多了，周莱慢慢知道该往论文哪个方向调整、怎样才能拿高分。这学期结束，她的绩点终于到了3.6。

在凌超看来，内地学生身上显露的适应落差，和两地高等教育传统的差异有关。他观察到，直到最近十到十五年，香港本地居民才逐渐普遍考虑读大学。在这之前，香港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并不是“一定要读本科”，不少家庭会选择专业院校，或先读副学士，再进入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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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就业导向的传统由来已久。凌超介绍，香港地区的大学在建校初期，招生规模非常小，往往是少数成绩拔尖的学生才有机会就读本科，专业也主要集中在商科、医学、法律等领域，培养的多是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香港本土称为“professional”。

尽管近些年香港与内地融合交流变多，但许多香港学生仍保留着传统观念，认为读大学是为了找一份薪资较高、待遇稳定的工作。因此，香港的大学教育在课程和学制设置上，都更倾向于为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服务。

以凌超所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为例，选修模块设置了广告文案写作、商务策划文书写作等职业导向内容；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则在本科阶段开设了传媒中文、文化职场写作等多门应用型课程。随着ai的发展，传统人文学科也开始融入AI相关技能教学，香港大学文学院开设“人工智能与人文”本科双学位方向，香港理工大学专门开设《人文学科中的AI应用》课程，通过实操训练学生将AI用于文本处理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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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超在美国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皆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这让他感受到明显的差别。“在美国，要么做研究，要么做全方位的人文培养，虽然也面临就业问题，但至少在读书期间，课程与产业和业界的联系没有香港那么密切。”

可对内地学生来说，高度产业化往往也意味着高度本地化。杨雨虹发现，一些课程虽然明确标注英语授课，内容却围绕着本地就业设计，内地同学很难借此获得全球化的视野。她曾做过一项摄影作业，地点设在九龙城寨，这是港英时代的“三不管”地带。“去那里拍摄，本身就有安全隐患，沟通起来容易起冲突，”加上人像拍摄涉及版权和知情同意，而拍摄对象只会说粤语，“我们不会语言，完全无从下手。”

除了课程，实习也带着明显的本地导向。杨雨虹说，学院提供的实习项目大部分来自香港本地公司、媒体机构，如果计划出国留学或返回内地，学生要自行申请实习。

《早春晴朗》剧照

不过，在学制安排上，学校提供了一定的“弹性”。凌超说，为了帮助学生协调实习时间，学校规定学生休满学分即可毕业，并且因为兼职或实习延毕的现象并不少见。周莱大三时曾进入香港一家时尚杂志实习，但日常工作主要是收快递、发快递、找资料，重复单调。为了让履历更亮眼，她决定大四休学一年，延迟毕业。凌超说：“香港社会对延毕没有太多负面看法，不会认为学生是成绩太差毕不了业。”这在客观上为学生减轻了延期毕业的压力。

但不少内地学生的规划另有所向，他们更希望继续深造，考量也各有不同。凑满七年时长、拿到香港永居身份是较为普遍的动机之一；申请欧美院校，则可以换个新环境。杨雨虹也在考虑读研，为未来的职业规划做准备。她说，如果回国发展，大家都会觉得有个研究生的学位更“好看”。

对毕业出路的不同期待，直接影响了两地学生对成绩的态度，也增加了他们在合作中的摩擦。杨雨虹介绍，每学期每门课约三分之一的学分来自小组作业，有些课甚至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合作项目：从开学起组队，到中后期的磨合，都要反复协调。而组内大部分是本地学生，有的忙着打工挣钱，每天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没有时间顾及小组作业；有的只求顺利毕业，觉得“分数够用就行，反正毕业后就能找到不错的工作”。因此，为了不让成绩受影响，她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在沟通上。

融入

学业之外，语言与沟通构成了内地学生在港生活的基底，关系到每一天的日常点滴。吴晓燕在其论文《语言使用与沟通在中国内地学生赴港跨文化适应中的作用：一项质性调查研究》（The role of language use and communication in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to Hong Kong: 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ve study）中，考察内地学生在香港如何通过语言使用和沟通完成跨文化适应。基于这项研究以及对受访者的观察，她发现，不同阶段的学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跨文化适应的困扰，但原因并不相同。

博士群体想要融入，但考虑到按时毕业，普遍时间紧任务重。在优先级排序下，融入粤语圈不是最重要的。“对有一部分同学来说，就成了一个遗憾。他们知道重要，可是实在挤不出时间。”吴晓燕说，本科和硕士生时间相对充裕，更多困扰在于“不知道如何融入”。

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吴晓燕访谈过一位博士生，其硕士期间在英国就读。在英国，英语是生存语言，“单词不会，出门想买的东西都买不到。”这促使他产生了极强的学习动力。而在香港，就算不会说粤语，衣食住行用普通话配合肢体语言基本都能完成。缺少了这种刚性驱动，他学习粤语的动力就小了很多。

《校园之外》剧照

周莱的情况也类似。她所在的港大为大一学生开设了粤语课程，教授日常生活中的粤语。周莱尝试借此适应，但她的粤语能够应付日常后，便觉得“继续学下去没什么必要”。她坦言自己“很少主动找人聊天，也不是一个喜欢跟别人搭话的人”，这让她和香港同学的接触更少。课余时间里，她更喜欢待在宿舍看小说、打游戏。直到大二下学期，她才交到朋友，但仍限于内地学生群体。

吴晓燕认为，粤语虽然不属于生存必需的语言，却代表着一种归属感。如果能用粤语跟当地人顺畅地聊天，路上碰见问一句“吃了吗？”“最近怎么样啊？”这些家长里短虽然对学习没有明显帮助，但它能给人带来融入感，“会让人觉得很local”。

吴晓燕访谈的多数同学认为，不学粤语，融入本地群体会非常困难，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道隔阂。“文化里很多东西没那么显性，表面上看不到、摸不着，但语言一张嘴就知道。”相比起价值观念，粤语成为更加显性的身份标志。吴晓燕以自己为例，她是浙江人，“一开口说普通话，人家就知道你是内地来的。”

因此，学校和学生都在尝试缩小这道隔阂。香港的公立大学普遍面向国际学生开设粤语课程，覆盖零基础入门到进阶应用不同层级。例如香港中文大学雅礼中国语文研习所的分级课程，每年报名的国际学生高达千名。吴晓燕也观察到，不少内地同学会主动上粤语课，可中国北方的发音系统与粤语差距太大，北方同学很难学会。即便学会，讲出口也是件难事。吴晓燕说，在她的研究中，有些受访者反映说粤语时特别紧张，害怕发音不标准，被本地生吐槽“不标准、不要讲啦”，于是干脆切换成普通话；说普通话，又担心遭到对方歧视。

杨雨虹有过切身体会。小组讨论时，她的香港同桌起初态度正常，但听到她的口音、察觉到她是内地人后，便只和后桌的同学说话，刻意回避与她交流。“有时我试着活跃气氛，她也不理会，直接用粤语议论我。”后来她在讲台上用粤语做展示，一名香港同学当面用粤语评价她表现差、发音怪。

这样的摩擦也许是个例，在吴晓燕看来，她所接触到的本地学生普遍认可主动学粤语这件事。“至少会让他们觉得你在尊重他们的文化，而不是让他们迁就着讲普通话。”吴晓燕说，粤语不一定要讲得多好，够沟通就行，他们也不会单纯因为语言就对内地学生保持距离。“很多香港同学能说普通话，只是说的好一点跟差一点的区别。当内地同学不会讲粤语的时候，有些同学也愿意去说普通话。”吴晓燕身边有不少香港学生与内地学生成为好朋友，他们不仅会用微信，还学会了在直播间下单购物。

《好东西》剧照

吴晓燕指出，融合的另一个障碍，是内地学生对当地文化环境的未知而产生的顾虑。两个不同背景的社会群组进行沟通时，内地学生不清楚对方的规则和边界；同样，在本地学生看来，“彼此有点难聊起来”。

借由一位本地学生的经历，吴晓燕获得了一种解释。在做小组作业时，本地同学到了以后习惯先闲聊几句，再慢慢进入正题。但内地同学往往公事公办，“约好来图书馆，到点就到，到了以后直接讲小组作业，讲完就走，像走流程一样。”这让本地生很不适应。吴晓燕说：“这位同学跟我说，他们觉得学习是很重要，但大家一起见面、聊一下家常、拉近彼此距离，是朋友之间很自然的事。”

不过，吴晓燕认为，从内地同学的角度来讲，他们未必排斥闲聊，更多源于不知道怎么聊。

不少学生告诉她，大家平时只在一起上课，彼此并不熟悉，到了另一个环境，更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恰当。比如在内地，问工资很常见，但在香港会被视为没边界感，容易让气氛尴尬。

《舍不得星星》剧照

“尴尬”这个词，是吴晓燕的受访者反复提及的。杨雨虹就有同样的感受。刚进校时，她会主动向本地人搭讪、破冰。但她很快发现，在香港，普通朋友之间默认不会袒露私人社交账号，“即便当面交换，转头可能就删掉了”。这对初到香港的她在交友上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吴晓燕这样解释：“你不知道对方心里怎么想，自己这边就先觉得尴尬。尴尬的经历多了，可能就不想再去尝试了。”

尴尬之外，杨雨虹重新考虑了出路。她在大三参加了澳大利亚的交换项目，并转学到了这所学校。杨雨虹说，香港有自己的魅力，但她不愿意在看不到自身价值的环境里挣扎。权衡利弊后，她做出了决定，也愿意承担决定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