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迎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专家警告：都是这些关键因素导致的

1963年，中国出生了将近3000万个婴儿，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出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六十多年后的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只有792万，死亡人口却达到1131万，一出一进，年末总人口比上年少了339万。

一个婴儿潮的高峰，和一个人口负增长的年份，中间隔着的是两代人的一生。最近网上有个话题越传越广：中国或迎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专家警告：都是这些关键因素导致的。

不少人一看就心里发紧。

可如果把这件事放回人的一生来看，它其实是一部宏大的集体传记：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出生、长大、奋斗、变老，最终也会在相近的时间里走完人生。死亡高峰不是突然降临的灾难，而是历史早就写好的结局。

这部传记的第一代主角，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医疗卫生条件迅速改善，1950年到1957年迎来第一次生育高峰，每年出生人口在两千万上下。

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人数骤降，到1962年开始反弹，此后十几年形成第二次、也是规模最大的生育高峰，每年出生人数多在两千五百万以上。这两代人赶上了中国变化最剧烈的几十年。

他们在计划经济年代长大，在改革开放后成为工厂、工地、田间和城市建设的主力。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正是这批人构成了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撑起了中国制造的崛起。

经济学家后来把这段时期称为“人口红利”。今天回头看，“人口红利”这四个字背后，是几亿普通人最好的年华。

他们进厂、下海、外出打工，把青春献给了国家的腾飞。中国经济的奇迹，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代人用汗水写成的。

理解死亡高峰，首先要记住他们是谁。时间是最公平的。如今，50年代出生的人已经七十多岁，60年代出生的人也大多跨过了60岁门槛。

按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今年发布的年度公报，到去年年底，60岁及以上的老人已超过3.2亿，占总人口的23%；65岁及以上人口约2.24亿，老年人口一年就增加了一千三百多万。这组数字的含义很直白：差不多每四个半中国人里，就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人。

底数这么大，每年离开的人多一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出生时最拥挤的那几届人，走到生命终点时也会最拥挤，今天死亡人数的上升，只是最早那批人开始陆续抵达终点。

第二个关键因素恰恰是一个好消息：长寿。1949年前后，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三十五岁左右；到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79岁以上，在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

传染病得到控制，营养改善，医疗普及，大量过去会早早离世的人，如今都活到了七八十岁甚至更高龄。所以，死亡率上升并不意味着医疗变差了，反而说明过去那些“提前离场”的人，如今都走完了更完整的人生。

过去每年都有大量人因病、因意外提前离开，离世分散在各个年龄段；如今长寿把离世的时间统一往后推，推到了八九十岁这个区间，于是显得格外集中。这是文明进步带来的副作用，而不是失败的证据。

换句话说，今天每一个活到九十岁的老人，背后都是几十年公共卫生投入的成果，他们的离世集中出现，恰恰是因为他们活得比上一代人长得多。第三个因素是出生人口持续走低。

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短暂回升到一千七百多万，此后一路下滑，2022年总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2025年出生人口已降到八百万以下，出生率只有5.63‰，死亡率则升到8.04‰。

老人在增加，新生儿在减少，出生和死亡两条线一旦交错，死亡人数的上升就被放大到每个人眼前。如果出生人口还像几十年前那么多，人们未必会注意到死亡人数在增加。

真正让人不安的，不是死去的人多，而是接班的人少。家庭结构的变化让这个问题落到了每个人身上。

过去讲多子多福，兄弟姐妹轮流照顾父母；如今大量独生子女家庭面对的是“四二一”结构，一对小夫妻要赡养四位老人、抚养一个孩子。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老家父母一旦生病，往往有心无力。

当年那些在工地上扛水泥、在流水线上加班的年轻人，如今成了需要照顾的老人；而他们的子女，又在另一座城市里重复着父母当年的奋斗。

两代人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年龄，还有几百公里的距离。很多人直到父母住进医院，才第一次认真思考“养老”这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请假要多少天，护工一个月多少钱，谁来守夜，谁来签字。

这些具体而琐碎的问题，正在成为千千万万中年人生活里绕不开的一课。长寿也不等于健康。

很多高龄老人晚年要面对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和认知障碍，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庞大。一个人失能，往往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生活被彻底打乱：有人辞职照护，有人掏空积蓄，有人心力交瘁。

国家已经在这道难题上出手。今年3月，中办、国办就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出台专门文件，这项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制度，目标是到2028年底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

从2016年开始试点，到2025年底试点地区已扩展到92个，覆盖三亿多人，累计为三百多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支持。长护险的意义，在于把原本完全压在家庭身上的担子，分一部分给社会。

它不能替代子女的孝心，却能让孝心不至于被经济和体力拖垮。对那一代为国家奉献了青春的人来说，晚年有人照护、有尊严地老去，本身就是社会应有的回报。

人生最后一程的观念也在改变。国家卫生健康委自2017年起开展安宁疗护试点，国家级试点已经分三批铺开到185个市和区，为终末期患者提供减轻痛苦、心理慰藉和人文关怀的服务。

修订后的《殡葬管理条例》从今年3月30日起施行，推行基本殡葬服务清单化管理，禁止清单外乱收费，鼓励海葬、树葬、花葬等节地生态安葬，公墓也要推行小型化。这些变化看似琐碎，却是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

不再把“不惜一切抢救”当成唯一的孝道，而是让病人在生命最后阶段减轻痛楚、得到陪伴；不再让家属在悲伤之余还要承受高昂的殡葬开支，而是把基本服务交给公共体系保障。一个国家怎样对待老人和逝者，最能看出它的文明程度。

养老服务的网络也在加密。截至2025年末，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接近40万个，养老床位约768万张，老年助餐点达到8万个；“十四五”期间，各地累计为两百多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了适老化改造。

今年民政部门又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等行动。当然，这些措施距离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护理人员短缺、收入偏低，农村养老服务薄弱，医养结合还没完全理顺，这些都是接下来几年必须啃下的硬骨头。死亡高峰和老龄高峰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解决好“老有所养”，才能真正平稳度过这个阶段。

放眼全球，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经历。

日本从2000年代中后期起死亡人数就持续超过出生人数，2024年出生人数不到70万，死亡人数却超过160万；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23年跌到0.72，是全球最低水平之一；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早已进入人口自然减少的阶段。

按照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中国的年死亡人数还会在未来二三十年里继续上升，本世纪中叶前后才会迎来真正的峰值。这意味着，眼下的数字还只是序章，真正的高峰在后面。

日本走在前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它花了几十年建立护理保险、社区照护和医养结合体系，也留下了地方空心化、护理人员短缺等教训。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比日本更快、规模更大，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反而更短。

政策层面的调整也在同步推进。

从2025年1月起，我国开始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用15年时间把男职工退休年龄从60岁逐步延迟到63岁，女职工从50岁、55岁分别延迟到55岁、58岁；2025年起，国家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按每孩每年3600元的标准发放育儿补贴。

一头稳住劳动力供给，一头减轻生育负担，都是在为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做准备。也不必过度恐慌。

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已超过10.7亿，这张保障网的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银发经济正在形成新的增长点，康复辅具、智慧养老、适老化改造、旅居养老都是新的赛道。老龄社会未必只是包袱，用好了，也能成为拉动内需的引擎。

每一代人都会老去，每一个高峰都会过去。今天我们怎样对待老人，明天我们自己就会被怎样对待。

与其被一个耸动的词吓住，不如从今天起多给父母打几个电话，也为自己的晚年早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