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张学良在台湾逐步解除长达53年的幽禁管束，这一年他周岁89、虚岁90。外界以为他会愤怒，会申诉，会把压了半个世纪的话一股脑倒出来。结果他只说了一句——"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这句话，从一个曾手握几十万东北军、在战场上败在毛泽东手下的对手嘴里说出来，分量不一般。

这句话出自哪里，可信度几何

张学良评价毛泽东的文字版本不少，但真正有据可查、经过授权整理出版的，只有一套：《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七卷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9月首发。

这套书的原始素材，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从1991年12月到1993年8月，前后将近两年，哥大的两位华人学者张之丙、张之宇姐妹，对张学良进行了整整60次访谈。录音带145盘，录音时长7000多分钟，全部原件至今存放在哥大"毅荻书斋"。这是张学良生前亲自授权的，不是谁偷偷录的，也不是别人转述的。

整理工作从2009年启动，参与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沈阳大帅府博物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历时整整六年。总主编是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他早在2002年哥大档案刚开放时就赶赴美国，是最早阅读张学良档案的学者之一。

编委会主任张友坤说过一句话，值得记住——"这是张学良历次口述里最坦诚的一回。"

为什么最坦诚？原因不复杂。录音时他已经90岁，软禁结束，人在美国，当事人大多已不在世，没有什么再需要顾忌的了。那两年，他说了很多以前不敢说、不方便说的话。比如他谈及内心立场时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这是表达思想上同情、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并非指拥有党员身份；他还谈到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在物资上秘密接济红军，比如他直接评价蒋介石在某些决策上的失误。

而那句评价毛泽东的话，就夹在这些坦白之间，轻描淡写，却句句落地——

"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要领，会领没了，他不跟你走，他跑了。他能统御，他有这个力量。"

说这话的人，当年跟红军真刀真枪打过。他怎么打的，打出了什么结果，要从1935年秋天说起。

在这份口述之前，关于张学良的访谈已经有四个版本在外流传——唐德刚的访谈录、日本NHK的采访录、台湾作家郭冠英的电视专访，还有他与家族晚辈的谈话录音。但这四个版本，要么篇幅有限，要么采访条件受限，要么当事人还顾虑重重。哥大这个版本不同，录音带145盘，整理出来超过120万字，仅人物就涉及1000多位，是其他所有版本加起来都没法比的体量。

更关键的是授权。张学良生前约定，这批口述档案2002年起对学界开放查阅；完整整理出版，则是2014年。他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也知道他说的这些会在身后流传。这不是随口一句，是他有意留给后人的话。

枪炮更好的那一方，为什么输了

1935年秋，蒋介石把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调到西北，任务只有一个：剿共。

东北军当时还有多少人？二十万左右。这支队伍原是张作霖的家底，后来传到张学良手里，装备在国内各路军阀里算一流的，炮兵尤其强。从东北一路退进关内，家底虽然折腾掉了一些，但底子还在。

红军那边是什么情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出发时八万六千多人，到终点时不足一万。衣服破了，弹药缺了，每一粒粮食都要省着吃。两支队伍碰在一起，从账面上看，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然后仗打起来了。

1935年10月1日，劳山战役，红十五军团歼灭东北军第110师；

10月25日，榆林桥战役，红十五军团再歼东北军107师619团。

11月初，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11月20日至23日，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发起直罗镇战役，全歼东北军第109师，师长牛元峰毙命。

直罗镇一役，红军共歼灭东北军6300余人，其中俘虏五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粉碎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

不到两个月，三场仗，三场败。

强的打不过弱的。多的打不过少的。有炮的打不过没炮的。

这个结果，张学良说他当时真的没想到。

他想到的是另一件事——这三场仗打完，南京方面不仅没有补充东北军的损失，军政部长何应钦还要取消被消灭的两个师的番号，减发军费。换句话说，你在前面流血，后面在算你的账。

张学良的心，就是在那段时间凉掉的。

但真正让他开始重新认识红军的，不是那三场败仗，而是一件更小的事。

被俘的团长高福源，在红军那边没有挨打，没有挨骂，吃住有人照应，还听了一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道理。

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那个年代，俘虏被就地枪决是常事，被关起来慢慢折磨也不稀奇。高福源没想到自己会被好好对待，更没想到自己会被放回去。

被放回去以后，高福源没有闷声不吭。他主动去找张学良，把红军的主张原原本本带了过去。

高福源被俘后，接受了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主动向红军提出愿意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经中共方面同意安排，被释放回到东北军，向张学良报告红军的主张，成为双方沟通的重要信使。

东北军和红军之间那扇紧闭的门，就是从这里开始慢慢推开的。

张学良后来谈起这件事，用了一个很直接的说法：能让对手的俘虏心甘情愿回头来替你说话，这样的队伍，他以前真的没见过。

从账面上输给了一支装备破烂的队伍，然后自己的被俘将领还反过来替对方游说——这两件事叠加在一起，彻底打乱了张学良原本对红军的所有判断。

他开始主动去寻找与共产党的联系渠道，而对面也早就在等这个机会。

延安那个夜晚，以及十二月十二日

1936年春天，东西两边的接触越来越频繁。

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先后两次去见张学良，谈的都是同一件事：停止内战，共同对日。张学良没有拒绝，也没有立刻答应，他需要亲自看一看，亲自谈一谈。

1936年4月9日夜，张学良来到延安城内的一座天主教堂，与周恩来面对面坐下来。

这次会面史有记载。据中共党史网文献，张学良在会谈中明确表态：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此事，并答应可使驻陕甘的东北军为红四方面军北上让路。

两个人从夜里谈到天亮。

这件事的分量，只有知道背景的人才能体会。就在半年前，东北军和红军还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炮弹是真炮弹，人命是真人命。就在几个月前，高福源还是红军的阶下囚。而现在，双方的代表坐在同一间屋子里，谈的是怎么一起打日本人。

转折发生得太快，快到连当事人自己都觉得有些不真实。

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和东北军之间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敌对。两支队伍的战士偶尔还会碰面联欢。

但蒋介石那边，气氛完全不同。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飞抵西安，态度强硬：要么立刻率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要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调离陕甘，由中央军接替。两条路，没有第三条。

张学良和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一次也没松口。12月9日，西安学生上街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队伍往临潼方向走。张学良赶到灞桥，亲自劝住了学生，答应替他们把话带给蒋介石。蒋介石的回应，据张学良后来口述，是强硬的拒绝。

国难当头，枪口不去对准侵略者，反倒要对准自己的学生。从士兵到将领，从将领到百姓，心会往哪边去，不用多讲。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明确说明是为了敦促蒋介石抗战，才不得不走这一步。扣留蒋介石之后，张学良立刻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中共中央给出意见。

此后的和平谈判、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并遭到扣押——这些事按下不表。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已经与红军打过仗、谈过判、秘密接济过物资，他对这支队伍的认识，早就不是1935年秋天刚到西北时的那个认识了。

那三场败仗，那个被放回来的团长，那个天主教堂里的彻夜长谈，每一件事都在改变他对这支队伍的判断。

而他晚年说出的那句评价，不过是把心里早就有了的结论，终于用语言说出来而已。

这里有必要补一句张学良在口述里说过的另一段话，关于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他说，他当面跟蒋介石争过这件事，说你剿灭不了共产党，因为多数老百姓支持他们。蒋介石不承认。张学良举的例子很小，小到让人心头一热——"我们的军队在那驻扎，一个小孩，十五六岁的小孩跑来玩儿，一边玩儿，一边把我们的军队都数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给你数了。然后，他跑去向共产党报告。"

一个半大孩子，没人给他钱，也没人派他来，他自己就去做了。

这才是张学良真正想说的：输掉的不只是战场，是人心。

毛泽东靠什么，把一支快散的队伍带成打不散的队伍

张学良那句话里，核心是两个字：统御。

不是说毛泽东打仗多厉害，不是说战术多高明。是说——人在绝境里，还肯跟着你走。

这个本事，到底从哪儿来的？答案得往回倒，倒到1927年秋天。

那一年，秋收起义受挫。部队从五千多人锐减到不足一千，连续失败，连续行军，很多人对革命前途完全看不到希望。意志不坚定的开始掉队，开始悄悄离开，队伍眼看就要散掉。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把这支残兵带到了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做了一件后来被称为"三湾改编"的事。

他做了什么？

第一，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这意味着每一个基层战斗单元里，都有党组织在。不是靠上面发命令，而是每一个连队里都有人在解释：我们为什么打这场仗，打完了要去哪里，这个仗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第二，部队里成立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军官不准打骂士兵，伙食账目公开。

这最后一条听起来很小，其实不小。旧军队里，吃饭是头等大事，吃不饱饭的兵随时可以哗变。账目公开，意思是每一个士兵都有权知道今天的伙食费花到哪里去了，军官没法中饱私囊，没法克扣伙食。

这两件事，放在旧军队的背景下，是非常激进的改变。旧军队是什么逻辑？谁发饷，跟谁走。谁有枪，听谁的。情感不重要，信仰不重要，今天发了饷就打仗，明天断了粮就散伙。张作霖的队伍是这样的，北洋各路军阀的队伍也是这样的。

三湾之后，这支队伍心里有了别的东西。

但三湾改编还不是终点。两年后，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史称古田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份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决议，里面有一句分量极重的话——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这句话不是口号，是对整支队伍的重新定义。打仗之外，红军还要做群众工作：帮老百姓分田地，建立基层政权，宣传抗日主张。纪律也明确写进去：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这样带出来的兵，心里明白自己是为谁扛枪。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解决了"为谁打仗"的问题。

东北军的处境恰好相反。老家在东北，被日本人占着。人在西北，打的是自己的同胞。很多士兵心里说不清这仗到底图什么，打赢了也不知道算谁的功劳，打输了南京还要取消番号减发军费。枪再好，炮再多，人心不齐，到了关键时刻照样会散。

然后长征来了。这是对这套东西最硬的一次检验。

湘江、雪山、草地。敌人在外围围追堵截，内部减员几乎天天都有。缺粮、缺药、缺弹药。任何一支普通的队伍，走到这一步早就散了。

有必要说一下数字。中央红军出发时八万六千多人，到达陕北时不足一万。这意味着超过八成的人，死在路上，或者掉队，或者负伤转移，没能走到终点。剩下的这不到一万人，是走过雪山草地之后还留着的。

张学良那句"会领没了"，说的正是这个——换我来领这支队伍，早就领没了。

但红军没有散。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长征。1936年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走到最后的那些人，每一个心里都装着一个答案：为什么而战。

这个答案，不是靠枪逼出来的，是靠三湾改编、靠古田会议、靠一个连一个连的政治工作，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张学良在西北见识过这支队伍，败给过这支队伍，后来又和这支队伍站到了同一边。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统御"是怎么回事。

站在后世回望，这种强大凝聚力的根源，来自人民军队一套独特建军制度：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古田会议进一步明确红军“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定位，让士兵明白为何而战。

在张学良的口述里，他感慨毛泽东具备强大统御能力，能够带领队伍走过万里长征。

九十年后，这句话还值得听

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辞世，享年100岁。

他留下的那批录音，经过十多年整理，最终在2014年以七卷本的形式出版。这句评价出自哥大口述访谈录音，正式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收录了该段口述内容，标注有对应的访谈时间；原始录音档案编号保存于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馆藏系统，可供专业研究者调阅核对。

有些话，当事人年轻时不说，到了九十岁才说出口，反倒更值得听。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需要顾忌的了。没有官位要保，没有关系要维护，没有政治站队的压力。他就是一个活了快一百年、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人，把心里话最后说了出来。

他的评价不是在拍马屁，也不是在为某种立场背书。他说毛泽东"天生能领导"，接着立刻解释：长征那条路，换我来带，早就带没了。他是在用自己亲历的失败，来衡量对方的成功。这种评价，比任何赞美都更有说服力。

他说的那个"统御"，不在枪法，不在阵法，就落在一件事上：能让每一个兵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再难的路，也跟着走到底。

这是张学良在西北战场上用三场败仗换来的认识，是他在延安那个天主教堂里彻夜长谈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他在口述里最终愿意说出来的答案。

九十年后，这个答案依然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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