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回国后默默无闻，妻子任副部长，儿子却成万人敬仰的大人物

陈祖涛，曾为中国汽车工业起步作出贡献。

他生前总说自己是一汽的“第一名职工”，汉字写得磕磕绊绊，俄语倒是张口就来。他叫陈祖涛。2022年8月，陈家三天里走了两位老人。

核工业技术专家、原核工业部第一研究设计院副院长、核动力运行研究所（105所）首任所长陈祖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8月19日上午7时15分在武汉逝世，享年96岁。

三天后，弟弟陈祖涛也走了，于2022年8月22日12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按照他的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和悼念活动。

兄弟俩一个搞核动力，一个搞汽车，都是新中国工业的骨干。可在当年，他们的父亲陈昌浩比两个儿子有名得多。

陈昌浩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张琴秋则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她1936年才和陈昌浩结婚，并不是陈祖涛的生母，而且新中国成立时两人已经分开多年。这对曾经的夫妻，再加上陈祖涛，三个人的人生是从1939年开始各奔东西的。

1939年8月底，陈昌浩胃病很重，延安缺医少药，组织上批准他去苏联治疗。飞机经迪化（今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飞往莫斯科，11岁的陈祖涛跟着一起去了。

当时谁都觉得只是出国看个病，没想到父子俩在苏联一待就是十几年。陈祖涛的中文就是在那些年里慢慢生疏的。陈昌浩到了苏联为什么回不来？

得先倒回1936年冬天的河西走廊。那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多人组成西路军向西进发，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马家军骑兵一路围追堵截，到1937年春，这支部队基本打光了。张琴秋当时怀着孕，在突围路上生下孩子，追兵逼得太近，孩子只能留在雪地里。

她自己后来被俘，被押到了南京。全面抗战爆发后，经我党交涉，张琴秋在1937年8月出狱，回到延安。

陈昌浩辗转回到湖北老家，随后前往延安，离开军事岗位后曾从事教学。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复杂，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承担了重要责任。

到了苏联，病治好了，人却回不去。苏德战争爆发后，他一次又一次申请回国参加抗战，苏方的答复是：这个级别的干部回国，必须经中共中央同意。

1943年起，他在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工作，翻译列宁著作，参与编《俄华辞典》。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场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仗，他都是在几千公里外看完的。

同一时期，张琴秋在国内已经重新站了起来。1943年，她和苏井观再婚。

1949年10月19日，她被任命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苏井观任卫生部副部长，夫妻俩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部长。她在纺织部干了将近20年，1968年去世。

1955年，张琴秋因已离开军队而未参加授衔。她曾在红军担任高级军事政治职务。1952年，陈昌浩携苏联妻子和小儿子回国，先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1953年起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67年去世，终年61岁。

中央编译局承担马列经典著作翻译等工作，也是重要的理论基础工作。

只是跟当年统领一个方面军比起来，外人看着落差太大了。儿子反倒比父亲先回国。

陈祖涛1951年2月毕业于苏联莫斯科鲍曼高级技术学院，是一汽的“第一名职工”，也是新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名汽车工业实习生。回国后有中央领导问他想干什么，他说想搞汽车。

当时苏联向中国列出了一份156个援助项目的清单，汽车也在里面，他懂俄语又懂机械，就当翻译参加了机械组的谈判和选址。1951年9月他再去苏联，那时长春的厂区还没开工。

他手上的活又多又杂。1951年底苏方交出一汽初步设计，他以外交信使的身份，把图纸装进外交邮袋带回北京。

去苏联实习的518人名单，也是他一个车间一个车间核对出来的。1956年7月15日一汽投产，他却还在苏联催设备、找钢板，因为那时国内连造驾驶室用的薄钢板都还生产不了。

1958年，他带队用33个昼夜装出了第一辆红旗样车。1959年国庆十周年，红旗车出现在检阅和游行队伍里。

也是在1958年陈祖涛就参加过为二汽选厂址。1965年二汽建设五人领导小组成立，当年陈祖涛37岁，是五人中最年轻者。

厂址最后定在湖北十堰，23个专业厂分散建在23条山沟里，这就是今天东风汽车的起点。1973年11月，他被任命为二汽首任总工程师。

1982年至1989年历任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工程师、党组成员，总经理、党组书记。1989年后任国家科委专职委员。

2003年12月离休。他还参与创建了中汽中心。他这一辈子说明了一个道理：国家要搞工业化，最缺的是懂技术、又肯扎根干活的人。

陈昌浩起点最高，却被一场败仗和十几年的滞留耽误了；张琴秋从雪地和牢房里走出来，在纺织部干出了一番事业；陈祖涛起步最晚，却正好赶上国家要造汽车的年代。从外交邮袋里的一叠图纸，到今天每个月上百万辆车出海，中间隔着好几代汽车人。

眼下国内需求偏冷，外面又在设限，这一关怎么过？答案恐怕还是那句老话：关键技术要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