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坝会议毛主席被撤职,周总理晚年回忆:长征差点就画上了句号
在周总理的回忆中,长征期间有一个深夜,他始终忘不了。
那是在1935年,刚被撤职的毛主席,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深夜,一个人提着一盏马灯,踩着泥泞的山间小路,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了一个多小时,敲响了周总理住处的门。
也正是这个深夜,改变了红军的命运,让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会全军覆没的危险。
事情还得从遵义会议结束后说起,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议解决了“左”倾教条主义给红军带来的危机,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也正因如此,中央红军在不久后传来捷报,遵义战役大获全胜。
此战,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
战后,红军沉浸在巨大的胜利喜悦之中,全军上下士气高涨,让人没想到的是,一场意外的风波却戛然而至,这场风波,甚至导致毛主席被当场撤职。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成立了前敌司令部,朱老总为司令员,毛主席为政委,会议数日后,也就是当月8日,毛主席随前敌司令部转移至苟坝,而这场风波,就是发生在苟坝这里。
当时正在平正、干溪一线活动的红一军团,于3月10日向前敌司令部发来一封急件,急件由时任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以及红一军团聂荣臻共同署名,提出应当集中全力攻打打鼓新场,消灭驻守在此处的黔军。
打鼓新场是当时黔北的重镇,这里不仅物资丰富,且地势相当险要,如果能攻下此处,不但能很好补充红军急需的给养,同时还可以以此为据点,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而在急件中,红一军团给出了详细的作战部署方案,按照林、聂的想法,最好能在11日就发起行动。
从当时的局势以及红军的士气,乃至打鼓新场的重要性,此战似乎值得一打,包括朱老总也认为,林、聂的意见可行。
“二进遵义,部队打得痛快,士气很高,上上下下,求战心切。前些日子敌周浑元部避战不出,红军没捞到仗打,一、三军团休整了十来天,想打仗了。 ”
而在当月10日那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参会的人也大多支持攻打打鼓新场,理由有三:
第一,机会难得,驻打鼓新场的是王家烈的黔军,战斗力相对薄弱,而滇军和川军,离此地尚有些距离,就算要救援,也需要时间。
所以,只要速战速决,还是有很大胜利希望的。
第二,一举三得,若能打下打鼓新场,不仅扩大遵义战役后的战果,同时还能提振军心,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破当前的被动处境。
第三,上下求战,这一点就无需多言了,遵义战役的胜利,让红军上下士气大涨,大家也都想争取更多的胜利。
三点综合在一起,就造成了10日的会议上,意见几乎是一边倒,如果这场会议没有毛主席在场的话,那么相信很快就会结束,然后就是红军发起进攻了。
但实际上,这场会议一直讨论了一整天,原因在于,毛主席坚决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
为何不能打?毛主席同样有他的理由,在从遵义转移至苟坝期间,毛主席翻阅了不少军委二局破译的电报,而这些电报里,“打鼓新场”这个地名曾先后出现过多次,这就说明,敌人很有可能在这里有什么大动作。
另一方面,红军确实刚打了一场胜仗不假,但如果不弄清敌情就贸然投入作战,依红军的武器装备,并不能保证百分百做到一击得手,而若不能一击得手,那就有可能会引来敌人的援军,到时候,必然会陷入四面受敌的苦战。
真要如此的话,那么中央红军的主力,就危险了。
所以在会议上,毛主席坚持不肯同意攻打打鼓新场,奈何当时支持他这种看法的人几乎没有,大家争执之余,干脆搞了一个民主投票,而投票的结果,只有毛主席一人不同意。
到这种地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毛主席应该也会“少数服从多数”,同意进攻计划了,但这一次,毛主席仍坚持自己的看法,继续苦口婆心的阐述为何不能攻打打鼓新场,说到最后,眼见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毛主席也是气急了,当场撂下重话,“你们要打,那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就这样,毛主席气呼呼的走了,而在他走了之后,会议最终讨论决定,于11日向红一军团下达进攻命令,同时,撤销毛主席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如果换做其他人,可能会就此赌气彻底撒手不管,但毛主席并没有这么做,就在当天深夜,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去找周总理谈谈。
这个决定,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出来的,毕竟该说的毛主席也在会议上说的清清楚楚,其中的利害关系也讲的明明白白,然而不但没有人采纳,自己还被撤销了职务,这要是换做其他人,很有可能就会因此赌气彻底撒手不管了,反正无法之后发生什么情况,责任也不会追究到自己身上。
但毛主席没有去想这些,他想的更多的,是红军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前途。
湘江一战,红军精锐几乎损失殆尽,好不容易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思想,并在不久后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再次遭受重创,那么红军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恐怕是更为艰难的局面,而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将更加渺茫。
带着这个想法,毛主席提着一盏油灯,在黑夜中朝着周总理的住处走去。
当时正值3月,山区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一盏昏黄的油灯也照不了太远,毛主席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我们不知道当时他在想什么,但我们知道,在决定去找周总理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做好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
而在与周总理的谈话中,毛主席充分展现了什么叫沟通的技巧。
他在陈述不能打的原因和理由、分析其中的利害之后,并没有强硬的要求周总理如何如何,而是诚恳的提出一个建议:晚一点再下达作战命令。
这个要求,说实话并不过分,而这恰好是毛主席的高明之处,如果强硬提出不能打,未必会达到目的,毕竟白天的会议上已经做出了决定,单凭周总理一个人,也不可能改变这一情况,但如果只是晚一点下达命令,那就容易多了,无论是因为行动需要,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都可以作为“晚一点”理由,且不违背白天会议的结果。
也正是这个“晚一点”,彻底改变了红军的命运。
次日一大早,军委二局发来紧急情报:就在10日夜里,滇军和周浑元部已经加速开进,并进入了打鼓新场周边阵地,这架势很简单,就是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往里钻。
而这份情报,也验证了毛主席的判断,于是,中央军委果断下达《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撤销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至此,国军试图一举消灭红军的企图就此落空,而红军也因此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这件事,让周总理直到晚年都印象深刻,时隔多年,他仍然清晰的记得毛主席在那晚提着马灯来找自己的情形。
“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假设那晚,毛主席没有去找周总理,或者是他没有想到用“晚一点”这种方式来说服周总理的话,又会发生什么呢?
很简单,按照当时国军的部署,红军一旦发起进攻,除了要正面迎战王家烈部之外,周围的滇军、川军也会迅速压过来,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就不仅仅是腹背受敌了,而是四面受敌,到那个时候,处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的红军,根本无法发挥出来机动优势,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被围歼。
一旦如此,那就意味着,长征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所以,1935年3月10日的这个深夜,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深夜,而那盏在深夜里前行的马灯,照亮了中国革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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