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拼命养五保户？一个真相？养他们其实是养全社会的底气

有人替国家算过一笔账：五保户干不了活，也没有子女，养一个就是一份纯支出，到底图什么？答案藏在一个不太好听的假设里。

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也就什么都不怕失去，社会靠什么让他安下心来？所以这不是心太软，是一道和秩序有关的算术题。

如今"五保户"在法律里有了更规范的名字，叫特困人员。

按照今年7月1日起施行的社会救助法，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的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由国家负责供养，提供基本生活条件、必要的照料服务、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只盯着每个月到手多少现金，就看偏了。

在不少村子里，特困老人住的房子有政府帮着翻修，屋后一小块地能种出四季的菜，逢年过节有人把米面油送上门，看病也有人兜着。账面上不起眼，日子却踏实。

"踏实"这两个字，是这笔账里最值钱的部分。一个人心里有底，社会就少一分失控的可能。把视线从一户人家拉到一片山区，道理是一样的。

修路、通电、拉网线，这些活又笨又贵，按生意的算法，很多注定收不回成本。可路不通，核桃苹果只能烂在树下；网不通，山里的孩子就看不见山外。

为了这些"赔本买卖"，1800多名干部把生命留在了扶贫一线。兜底也不是兜一次就完。

2026年，是5年过渡期结束后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哪户人家因为一场大病、一次意外突然掏空家底，监测预警就会发出去，有人上门核实。

缺钱的给补助，有劳动力的对接产业和就业。上学这件事也照顾得很细。国家助学贷款在校期间不用付利息。

一些高校会留意饭卡消费，发现谁长期只吃最便宜的菜，补助就悄悄到账，学生不用当面开口。一次失业、一场车祸，本来可能让一个普通家庭一路往下掉。

中国的做法是在掉到底之前先伸手拉住。说到底，今天被兜住的是别人，明天也可能是自己。这张网真正的受益人，是每一个敢往前闯的普通人。

当然，托底不等于托举。网织牢了，是为了让人敢跑，不是让人躺在网上不起来。钱之外，这张网还兜住了什么？

最新的数据和一位长期研究贫困的学者的观察，正好可以对照着看。

高琴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教授，同时担任哥大亚裔美国人研究项目主任。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概括她的研究领域，那就是贫困。

她长期关注贫困问题，同时研究怎样通过社会福利政策来解决或缓解贫困。她的研究根基始终来自中国的贫困和社会福利政策。

高琴是70后，6岁之前和奶奶住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庄。6岁时，全家搬到了县城，户口由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她能在县城上学，有了更好的教学资源。

在那么小的年纪，她亲身体验到农村和城市的生活差别有多大，包括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源，比如吃水问题、教育资源等。在高琴看来，她对贫困问题和社会政策的关注，在童年就埋下了种子。

奶奶从来没有机会上学，但她对弱势群体的态度让高琴记忆特别深刻。那时有乞丐来讨饭，一般在傍晚人少的时候来，讨一碗饭吃。

奶奶永远给这些人备着一副碗筷，他们来到家里从不会空手离开。爷爷在县城里当一个小官员，常跟她谈政策方面的事。

这让她觉得政策可以起作用，政策是人制定的，能解决很多问题。爷爷奶奶两人的影响合在一起，让她那时就埋下了一个念头：通过研究政策、改变政策，去解决根深蒂固的贫困问题。

上大学后，她被调配到社会工作专业，从本科起一直学这个学科。社会工作特别接地气，关注的是人。

在微观层面，社会工作者会从个人、学校和家庭层面介入帮助；在宏观层面，也就是高琴所在的社会福利政策领域，要看住房政策、养老政策、医疗政策或教育政策能否帮到一些人。高琴认为，理解贫困问题，既要看"面"，也要看"深度"。

"面"就是最常用的贫困率，即社会上有多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深度"则是贫困具体是什么样子，身处其中的人有怎样的感受和体验。

别人可能有刻板印象，认为来自所谓贫困地区的人生活都很困顿潦倒，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物质方面的匮乏确实有，但当时并不觉得，因为大家都差不多，家人也尽最大努力给了她最好的支持。

从研究贫困和百姓生活水平的角度看，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并不完全由现金决定。决定因素包括现金收入，包括财富，比如固定资产、有没有地方住，还包括其他方面的支持，英文研究中称为"near cash"，即拿到手的不是钱，而是具体的物资或服务。

比如医疗，比如美国有食品券，孩子在学校可以免费吃饭，中国有的地方也有；又比如取暖，这一点也很重要。此外还有家庭互助、邻里互助：你有困难我帮你，我有困难你帮我。

这在中国过去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新冠疫情在纽约刚暴发时，邻里之间的互助也起了很大作用，那时现金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有没有物资、有没有渠道。

在她看来，社会安全网由现金和非现金构成，包括物资和服务。它是否完整，是否从全盘考虑对人们生活的支持，同样值得关注。

同样在县城长大、后来出国求学的王沁也觉得，在她成长的贵州，物质上总体很匮乏，但邻里关系和互助是兜住她成长的一个重要系统。高琴在著作《福利、工作与贫困》中，评估了中国低保制度自90年代初建立以来的影响。

她认为，低保政策在当时的背景下是了不起的举措。那时很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城市里出现了大量下岗和分流人员。

他们一方面面临生存和收入问题，另一方面这一代人还要供养孩子和长辈，内心非常恐慌。这项政策最早于1993年在上海开始探索。

低保线根据当地生活水平制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低保线的，可以领取一部分钱，把收入补到低保线，让人能在这座城市活下来。到1999年，全国600多个城市都实行了低保；到2007年，全国农村地区也都有了低保。

此后多年，低保线逐年提高，覆盖人群也逐步扩大。低保与其他社会救助服务还有捆绑作用。

一个家庭成为低保户后，政府会考虑它是否还有其他需求，比如孩子上学有没有困难，家里有没有重病患者或残疾人等，并提供相应帮助。这个家庭得到的就不只是现金，还有服务和资源方面的整体帮助。

书中的主要结论有三个。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贫困线，低保都降低了贫困率。低保促进了低收入家庭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投资。

这些家庭虽然收入很低，但拿到钱后会优先让孩子上学，优先让有医疗需求的家庭成员去看病。还有一个发现，回应的是国际上的长期争论：福利会不会"养懒汉"，领到钱的人会不会去抽烟、酗酒、吸大麻？

研究发现并没有。在中国，人们对低保和福利的看法也非常多元。

一方面，人们会追求安全感，希望政府多兜底；另一方面，对福利制度也有一些刻板印象。王沁在写欧洲相关报道时，常收到这样的反馈：欧洲就是在养懒汉。

芬兰曾做过一项小规模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结论是：给需要帮助的人发放两年完全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并不会让他们变懒，劳动市场参与度没有特别显著的变化，显著提升的是生活的幸福程度。

因为即便在芬兰这样的国家，领取救助也要填很多表格，还要经常证明自己在找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人尊严。高琴在中国和美国都长期生活过。

她发现两国在对福利的看法上惊人地相似：都认为福利要很小心地给，能少给就不多给，让人们靠自己的动力，通过工作甚至家庭互助来改善生活。

欧洲则可能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有尊严地生活，儿童是社会的资源，社会应当投资；而在中国和美国，儿童照顾更多被视为家庭的职责。高琴指出，研究贫困和福利问题非常难。

大范围的调查能呈现大趋势，但新闻报道里某个个案若显示福利养了懒汉，研究者也必须正视。大约从2000年开始，中国有了好几项全国性的大型入户调查，有断面调查，也有追踪调查，为研究老年人、贫困人口、儿童等具体人群提供了非常好的资源。

她在哥大的团队有一个名为"Poverty Tracker"的项目，从2012年开始追踪纽约市居民的生活状况，每年访问4次。

每一期调查约4000人，通过随机抽样代表全体纽约市居民，做一期大约需要300万到400万美元，长期资助方是罗宾汉基金会。新冠疫情发生后，团队及时调整了问卷，了解百姓能不能吃上饭、看得上病，会不会被赶出住房。

每年的报告发布后，都能及时影响纽约市政府的政策制定。快高考时，高琴问奶奶希望她将来做什么。

奶奶说，不要像她这样：没有机会上学，没有机会到这儿到那儿。这句话常在她遇到困难、感到怯懦时给她勇气。

她感到，奶奶实际寄托的期许是：你有这个机会，就要去做，要承担责任，要不断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