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守边18年没回家,妻子带孩子去探亲,部队:他根本就没参过军
丈夫守边18年没回家,妻子带孩子去探亲,部队:他根本就没参过军
我叫周春梅,今年43岁,在县里的食品厂做质检。丈夫赵建民45岁,女儿17岁,儿子14岁。我们住在县城老纺织厂的家属院,六楼,没电梯。女儿上高二,儿子上初二。建民说自己在边防部队,一走就是18年。他每隔一阵寄点钱回来,电话也能打通,就是从不让我们去探亲。去年女儿把路费凑齐了,跟我说:“妈,我想亲眼看看我爸在哪儿。”我犹豫了两天,还是请了假。那趟车票买好后,我给建民打电话,他说了句:“到了别乱走,我安排人接你们。”
2006年,我24岁,在镇上的小饭馆管账。建民那时在汽修店干活,手上总有机油,吃饭前得拿肥皂搓两遍。他比我大两岁,说话不花哨,见我爸妈时还带了一袋苹果。
“我挣得不多,家里还有个弟弟。”
“那你还想结婚?”
“想。以后我多跑活,不叫你吃亏。”
我觉得他这人实在。2007年,我们领了证。婚后不久,他说老战友介绍了边防部队的活,去得偏,回来一趟得花不少钱。他说自己参了军,家属不能随便联系,手续也麻烦。我问合同呢,他把一张红纸叠了几折,塞进抽屉。
“你等我安稳下来,再带你去。”
“多久?”
“最多两三年。”
女儿2008年出生。建民没赶上她满月,只寄来一条银锁。那时我没多想。等到现在,孩子都大了,我们才动身去找他。
头几年,家里还算过得去。建民每月打回来八百,后来涨到一千二。他在电话里问女儿有没有发烧,记得她爱吃芝麻糖。孩子生日那天,邮局送来一个旧纸盒,里面装了台小录音机。他在录音里说:“囡囡,爸爸给你买的,别拿来砸弟弟。”女儿笑得把录音放了七八遍。
我爸腰闪了,建民从远处托人送来一包膏药,还塞了三百块钱。爸嘴上说“这钱我不要”,最后还是把药贴上了。他说:“建民不在家,心还晓得往这边拐。”
儿子出生时,我剖腹产,住院六天。建民托人送来一箱奶粉和一件小棉袄。箱子角磕瘪了,棉袄袖口还留着线头。我抱着儿子看了半天,心里踏实了些。孩子没见过爸爸,可家里每年都有他的包裹。我就想着,他在外头苦点,家里总归有盼头。
再往后,事情一点点变味。
女儿上小学那年,学校开家长会。我把建民的旧军装照片放进相册,带去给老师看。老师问家里谁管孩子,我说爸爸在边防。会后,女儿看见别的同学跟爸爸坐一块儿,低头捏着书包带。
“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等部队放假。”
“他不是说今年有假吗?”
我把相册合上,没接话。回家后,我给建民打电话。他那边有机器轰隆响,他说在训练,不能久聊。我听见有人喊“赵师傅”,以为是战友叫他,心里还替他高兴,觉得他在单位混得不差。
后来,儿子发烧到39度,半夜抽了一下。我抱他去医院,鞋都穿反了。医生让留观,我在缴费窗口翻遍钱包,差四百块。打给建民,他一直没接。天亮前,他回了条短信:“我在执勤,钱晚点转。”护士把输液管挂好,我坐在塑料椅上,手心一层汗。
第二天钱到账了。我没发火,只问他那晚去哪儿了。他说边境临时拉练,手机收走了。我信了一半,也不敢多问。儿子退烧后,我给他买了个塑料小警车。他把车放在枕边,说:“爸爸也在抓坏人吧?”我摸摸他的头,说大概吧。那天晚上,我把手机调成最大声,怕错过建民的电话。
女儿上初中后,学校要填父亲职业和单位。她拿表来问我,我说照以前写。她把笔停在纸上:“妈,他真在部队吗?”我说当然。女儿没吵,自己查了半天,最后还是填了“边防部队”。我看着她的字,觉得自己像替建民盖了个章。
这年冬天,我厂里发了两个月奖金,一共三千六。我先给儿子交了补习费,剩下的钱留着修漏水的厨房。建民打电话,说老家弟弟欠了债,得先给他转三千。我问能不能缓几天。他说:“我弟这阵不容易,老婆刚生二胎,工地又扣了他两个月钱。”
我知道他也难。可那三千块,是我站了十几个夜班攒的。我还是转了两千,留下一千修屋顶。建民在电话里沉默一会儿,说我小气。我捏着手机,指甲抠进掌心。
“我不是不管他,我得先管孩子。”
“你总拿孩子说事。”
他说完就挂了。我站在厨房水盆边,看着墙皮一块块往下掉。那天我没哭,拿胶带先把漏水的地方贴住。
去年,女儿要交高考报名材料。表上有一项要父亲单位证明。她没敢自己写,拿给我看。我又打给建民,问他能不能寄个盖章的证明。他说单位换了地方,手续慢,让我别催。女儿在旁边听着,忽然开口:“妈,我想去看看他。一次就行。”
我打了三通电话,建民都说不方便。最后他说,如果非要去,就去边防某团找他,地址发给我。他又叮嘱,不要带太多东西,路上转车多。我把厂里的年假攒出来,带上两个孩子,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
到了地方,我们又转了两趟车。那边风大,女儿围巾被吹得拍在脸上。我们按地址找到一处营区,门口哨兵问我找谁。我报了建民的名字和部队编号。哨兵查了名册,又叫来值班干部。
干部问我:“赵建民什么时候入伍的?”
“2007年。”
他又看了一遍电脑,摇摇头:“这边没有这个人。他没参过军。”
我一下没听懂,问他是不是调走了。干部说各单位都查过,身份证也对不上军籍。他看见两个孩子冻得发抖,叫我们先进值班室坐着,还给倒了热水。
“嫂子,我知道这话难听。可这儿确实没有他。”
女儿把热水杯放在桌上,手指一直发白。儿子看着我,问:“妈,那爸爸在哪儿?”
我没答上来。手机响了,是建民。我按了免提。
“你们到了?我让人接你们。”
我问他:“你到底在哪儿?”
电话那头停了很久。他说他在外省一个工地,没参军。所谓部队,是他给我编的。他在边境附近干过几年工程,后来换了好几个工地。军装照片是借来的,红纸是招工培训的结业证。他一直没敢承认,怕我带孩子离开,也怕亲戚笑话他混得不成样。
他又说:“我这些年没少寄钱。我不是一点不管家。我在外头也不容易,工地欠薪,住过铁皮房。我要是回来,拿什么给你们过日子?”
我听见值班室的钟走了一格。他说的那些苦,我不是全不信。可我也想起医院窗口差的四百块,想起女儿填表时停住的笔。
“你寄钱,我记得。可你不能拿一张假照片,让孩子替你信十八年。”
电话里没人说话。女儿把脸转向窗户,偷偷擦了一下眼角。我没有抢手机,也没骂他。我只问他现在能不能来。他说工头不放人,手里也没钱买票。
我在值班室坐了半小时,跟干部道了谢。出去时,儿子拉住我衣角。女儿问我还等不等。我看着他们俩,先把行李提起来。
建民后来打来电话,说他想再攒些钱,过阵子回家谈。我没跟他吵,只告诉他,我会带孩子搬出去,离婚的事等回去再办。我不打算把他做的事到处说,也不再替他对孩子编下去。出门前,我对着电话说:“我走,不是嫌你穷,是不能再让孩子替你圆谎。”
回县城后,我把家属院那套房租给同事,在厂区附近租了间两室。搬家那天,邻居王嫂帮我抬书柜。她看见那张旧军装照片,问要不要扔。我说先放纸箱里吧。不是留给他,是孩子想看时,不必觉得我藏了什么。
我没起诉,也没替他找借口。建民寄来的钱,我照数退回去一部分,剩下的留作孩子的生活费。每回转账,我都把备注写清楚。电话里,他还是说自己不是故意骗我们。我说知道了,先把账算清。
这周六,我带儿子去修自行车。他拧了半天螺丝,满手黑油,抬头问我:“妈,这个我能自己弄好吗?”我递给他扳手:“你先试试,别硬拧。”女儿在屋里背单词,窗台晾着刚洗好的校服。至于建民,我把他的电话存着,没拉黑,也没再主动打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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