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公参加过长征,左腿残疾 每月津贴900块,我给民政部写了封信
5天后,一个大校带着两个警卫员敲开了我家的门
我外公左腿短一截。
不是天生短,是长征路上没的。他自己从来不提这事,我小时候问过一回,他说“叫狗咬了”,然后就拿拐杖敲地,让我去给他买烟。后来是我妈偷偷跟我说的,娄山关,炮弹皮削的,没麻药,拿木锯拉的。她说这些的时候在剥毛豆,语气跟说隔壁谁家媳妇跟婆婆吵架差不多,剥完一颗扔盆里,啪一声。
我外公住乡下,三间瓦房,院墙塌了半截拿砖头堵着。他每月领九百块钱,存折上写着“优抚补助”,每个月五号到账,他五号下午骑三轮去镇上信用社取,取完在街口吃一碗八块钱的牛肉面,剩下的塞枕头底下。枕头底下有个铁皮盒子,盒子里除了钱,还有一枚锈得看不出图案的纪念章,拿红布包着。我小时候翻出来过,他一把抢走,骂我“手欠”。
我真正知道九百块这个数,是去年过年。我妈在灶上炸丸子,我坐灶门口添柴,外公在堂屋看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我妈忽然说:“你外公那个钱,还是九百。”我说啥钱。她说补助。我说九百够干啥。她说够买烟,够吃面,够交电费,别的就不够了,米面油我们给买,衣裳你舅给买,看病走新农合,他自己花不了几个钱。我说那他腿呢,当年伤残不是有抚恤吗。我妈拿笊篱翻着丸子,油花噼啪响:“你外公那个证,早没了。说是搬了几回家,弄丢了。丢了就丢了,他也没去找过,嫌麻烦。”
我当时没接话,往灶里塞了根柴。
真正让我动念头写信的,是三月的事。外公感冒拖成肺炎,在镇卫生院住了九天。新农合报完,自己掏一千四。他出院回家,第一件事是翻枕头底下的铁盒子,数了三遍,差六百。他坐在床沿上,拐杖靠在墙边,手按着铁盒子,没吭声。我站在门口看见了,说外公你别数了,我给我妈说一声。他抬头看我一眼,说:“跟你妈说啥?她一个月挣多少钱?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房贷还完了?”
我说那你差的钱咋弄。他说:“我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去镇上找了一个收老物件的,把纪念章卖了。卖了三百。又跟隔壁李老头借了三百。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把钱还了李老头,用下个月补助还的。纪念章没了,红布还在,空荡荡包着一块铁皮盒子底。
我那天晚上在自己屋里坐了很久。我媳妇问我咋了,我说没事。她说你脸都黑了还没事。我就把外公卖纪念章的事说了。她听完没说话,过一会儿说:“你外公那个补助,是不是发少了?我听我同事说,她爷爷也是老革命,一个月好几千。”
我说我不知道,我查查。
我在手机上查了一晚上。越查越觉得不对劲。在乡老红军的生活补助,中央标准前几年就提到一年五万多了,折下来一个月四千出头。就算地方财政再紧,也不可能紧到九百。外公就算不是“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至少也是个伤残军人,残疾抚恤金按最低十级算,一年也有八九千,月均七八百,再加上老红军补助,怎么都不该是九百这个数。
第二天我给我妈打电话,说我想给上面写封信问问。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然后说:“你别惹事。你外公最烦家里人拿他这事出去说。你写了信,上面来人,村里人咋看?你外公咋想?”
我说妈,他纪念章都卖了。我妈又不说话了。最后她说:“你写归写,别让你外公知道。”
我说行。
信是三月十七号寄的,挂号信,寄到民政部信访办。我在信里写了外公的名字、年龄、住址、身份证号,写了他哪年参军、哪年负伤、左腿什么情况,写了每月九百块,写了他卖纪念章交住院费的事。我没写什么大道理,也没写什么“恳请领导重视”之类的话。我最后写了一句话:“我不是要闹事,我就是想弄明白,这个数对不对。不对的话,该怎么弄。”
信寄出去我就没管了。说实话,我没抱太大希望。民政部那么大一个衙门,每天收多少信,我这种挂号信扔进去连个响儿都没有。我该上班上班,该接孩子接孩子,周末去外公那儿给他买条烟,他问我“最近没在外头瞎说吧”,我说没有。
第五天是三月二十二号,礼拜五。我下班早,去外公家送降压药。他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拐杖横在膝盖上,闭着眼。我把药放桌上,刚准备走,院门外头传来刹车声。不是三轮车,是汽车,而且不止一辆。
我扭头看,先下来一个穿军装的,个子很高,肩膀上一颗星,大校。后面跟着两个当兵的,年轻,板寸,一人提一个公文包。三个人站在院门口,大校抬手敲了敲那扇锈铁门,铁门本来就没关,敲得哐当响。
外公睁眼,看了一眼,没动。
大校走进院子,站到外公面前,立正,敬了个礼。外公拿拐杖在地上顿了顿,说:“坐。没凳子,自己搬。”
我从堂屋搬了三把塑料凳子出来。大校坐下,两个当兵的没坐,站他后面。大校开口,声音不高:“老爷子,我是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的,姓周。民政部转下来一封信,提到您的情况,省厅让我们先来核实一下。”
外公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太熟了,小时候偷他烟抽,他就是这么看的。他没说话,从兜里摸出烟盒,抽了一根点上。大校也没催,就坐着等。
这时候隔壁李老头已经扒着墙头往这边瞅了,前院王婶抱着孙子站在自家门口,假装哄孩子,眼睛一直往这边瞟。外公抽完半根烟,把烟掐灭在鞋底上,说:“信是我外孙写的。我不知道。你们要问啥,问他。”
大校转过头看我。我就把我知道的全说了。补助多少,什么时候到账,住院花了多少,纪念章卖了三百,跟李老头借了三百。大校听完,转头问外公:“老爷子,您那个伤残证,真丢了?”
外公说:“丢了。搬了几回家,不知道扔哪了。”
大校说:“您记不记得证号?哪一年发的?上面写的什么伤残等级?”
外公想了半天,说记不住。又补了一句:“好像写的是二等。那时候叫二等。”
大校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表,让外公回忆哪年参军、哪年负伤、部队番号、负伤地点。外公记性时好时坏,番号说了一个,又说好像不对,是另一个。大校也不急,一条一条记。
问完,大校合上本子,说:“老爷子,我回去查档案。您当年负伤,部队应该有记录,地方武装部也应该有底子。查到了,该补的补,该调的调。您别急。”
外公说:“我不急。我都这把年纪了,急啥。”
大校站起来,又敬了个礼。外公这回没坐着,扶着拐杖站起来,腰挺得比平时直。大校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信写得对。以后有事,还写。”
两辆车走了。外公坐回椅子上,半天没说话。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过了好一阵,他开口:“你写信咋不跟我说。”
我说:“跟你说了你肯定不让写。”
他说:“废话。”
然后他伸手从枕头底下摸出铁皮盒子,打开,里面除了存折,还有一张折了好几道的纸。他把纸递给我。我展开一看,是一份手写的证明,纸都黄透了,上面写着“兹证明我部战士xxx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伤,左下肢炸伤,于遵义老城天主堂医院行截肢手术”,落款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番号,盖着一个模糊的圆章,日期是一九三五年三月。
我抬头看他。他说:“证丢了,这个我一直留着。你咋不早问我?”
我说:“你也没给我看过啊。”
他说:“你也没问啊。”
我拿着那张纸,又气又想笑。我说:“那你不早拿出来,我信里写清楚这个,人家查起来不更快?”
外公把纸拿回去,折好,重新塞进铁皮盒子,盖上枕头。他说:“我哪知道你们现在办事还要这个。以前我们那会儿,人就是证明,要啥纸。”
礼拜一,大校那边来了电话,说档案查到了。外公的名字在省档案馆一份一九四九年的复员军人登记表上,伤残等级写的是“二等乙级”,安置地写的是我们县。但后来县里换过几轮证,有一批人的底册在六十年代弄丢了,外公的名字就在丢的那一批里。没有底册,县民政局不敢往上申报,就一直按“红军失散人员”的最低档发,九百块是那么来的。
大校说,现在省里已经启动更正程序,按“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补,伤残抚恤金也从今年一月起重新算。补发的钱大概两万多,下个月到账。以后每月按标准发,加上伤残抚恤,四千出头。
我说谢谢。大校说不用谢我,谢你外公。他顿了顿,又说:“你外公那个证明,原件还在吗?”
我说在。
他说:“别弄丢了。这回再丢,就真不好办了。”
我挂了电话,骑车去外公家。他正在院子里拿锤子修一把锄头。我把大校的话原样说了一遍。他听完,继续敲锄头,敲了两下,说:“四千?那够吃面了。”
我说:“外公,你以后别卖东西了。”
他说:“不卖了。没啥可卖的了。”
我说:“纪念章也找不回来了。”
他说:“找不回来就找不回来。那个章本来也不值三百,那个收老物件的坑我。下回见着他,我拿拐杖敲他。”
我笑了。他也笑了,嘴里没牙,笑得漏风。然后他像是想起什么,拿锤子指了指我:“你写信的事,你妈知道不?”
我说知道。
他说:“那你妈没骂你?”
我说骂了,后来不骂了。
他点点头,继续修锄头。修了一会儿,头也不抬地说:“补发的钱到了,给你。你房贷不是没还完?”
我说我不要,你自己留着。
他说:“我留啥?我一个月四千,花不完。给你就拿着,别废话。”
我没再推。我知道他脾气,推多了他真拿拐杖敲我。
后来补发的钱到账那天,他真把钱取出来,用一个信封装着,塞给我。信封上歪歪扭扭写了两个字:“拿着”。我回家数了数,两万三,比他说的还多两千。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说:“你拿着吧,你不拿他睡不着。拿了,过年多给他买两条好烟。”
我说好。
那枚纪念章到底没找回来。铁皮盒子里现在放着那张一九三五年的证明,和一本新的优抚证。外公把优抚证和证明放在一起,拿红布重新包好。红布还是那块红布,旧了,边都毛了,但包得整整齐齐。
他有时候会拿出来看一眼,看完又包好,塞回枕头底下。也不说话,就是看一眼。
我问他看啥。他说:“看我这条腿值多少钱。”
我说你别这么说。
他说:“我说着玩的。值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认。”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在看院子外面的路。那条路通到镇上,通到县里,通到我不知道的地方。他看了一会儿,把铁皮盒子塞回去,拿起拐杖,站起来说:“走,吃面去。我请客。”
我说你请啥,你有钱啊。
他说:“老子现在一个月四千。”
然后他骑上三轮,我骑电动车跟在后面,往镇上去了。风挺大,他外套拉链没拉,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不太体面的旗。
补发的钱到账之后那半个月,外公成了村里的红人。
先是隔壁李老头来串门。那天我正好在,李老头拎了瓶酒,往桌上一搁,说老哥啊,你那个钱下来了?外公说下来了。李老头说多少?外公说够花。李老头说你这就不实在了,我又不跟你借。外公说那你打听啥。李老头嘿嘿笑,说我就是问问,我小舅子也在乡里当过兵,打过越南,一个月才六百,你看能不能帮问问。外公拿拐杖往地上一杵,说:“你小舅子打越南关我啥事?我自己这条腿还是别人帮我跑下来的,我找谁去?”李老头脸上挂不住,拎着酒走了。外公冲他背影喊:“酒拿走!我不喝这个牌子!”李老头又回来把酒提走了。
然后是我二舅妈。二舅妈这个人,平时一年到头想不起来看外公一回,这回倒好,礼拜天一大早骑电动车来了,提了一箱牛奶,一兜子苹果。进门就喊爸,声音甜得我起鸡皮疙瘩。外公正在院子里拿锯子锯一根木头,头都没抬。二舅妈自己找凳子坐下,说爸,我听老二说那个补助涨了?外公说嗯。二舅妈说涨多少啊?外公说够吃面。二舅妈说爸你看你,跟自个儿儿媳妇还藏着掖着。外公说我没藏,我就是不知道具体多少,折子上有数,你要看?说着真去枕头底下摸存折。二舅妈赶紧摆手说不用不用,我就是关心你。然后话锋一转,说爸,你孙子明年上大学,学费还差一点,你看你手头宽裕的话……
外公把锯子停了。他抬起头看二舅妈,看了好几秒。二舅妈脸上那个笑都快挂不住了。外公说:“你儿子上大学,找你老公去。我这条腿是国家的,不是你们家提款机。”
二舅妈脸唰一下红了,站起来说爸你这说的什么话,我就是随口一提。拎着包就走,牛奶和苹果忘了拿。外公冲那箱牛奶踢了一脚,说:“拿走!过期的!”二舅妈又折回来把东西提走了。我站在堂屋门口全程没吭声。外公回头看我一眼,说:“你笑啥?”我说我没笑。他说:“你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
其实我没笑,我就是觉得痛快。外公这个人,嘴上从来不饶人,但以前家里人来要东西,他多多少少会给点。这回不一样,这回他底气足了,知道钱是自己的,想给谁给谁,不想给就不给。
但真正麻烦的事在后面。
四月初,镇民政所来人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的,姓刘,名片上印着副所长。骑个摩托车来的,进门先递烟。外公接了,看了看牌子,没点,夹耳朵上了。刘所长自己点了一根,说老爷子,你那个补助的事,县里重新核了,下个月开始按新标准发。外公说知道了,省里打电话说了。刘所长说对对对,就是落实这个事。然后顿了一下,说老爷子,还有个小事,你那个伤残证,原来那个,真找不着了?
外公说找不着了,不是给你们看了那张证明吗。
刘所长说看了看了,证明管用。就是……上面要求补办新证得有个公示,在村里贴一个礼拜,没人提异议才能往上报。你看这个公示贴哪儿合适?贴村委会门口行不?
外公说行,贴哪儿都行。
刘所长又说,还有个事,公示归公示,有个别人反映情况,上面得核实。要是有人提意见,可能得再查。
外公说谁提意见?我有啥可让人提的?
刘所长笑笑,说没人提,我就这么一说,按程序走。
他走了之后,外公把耳朵上的烟拿下来,在手里转了两圈,突然说:“你二舅妈那个嘴,你看着吧。”
我没懂。外公说:“她回去能不说?她一说,村里谁不知道?有人眼红,肯定有人眼红。”
还真让他说着了。公示贴出去第三天,村委会门口那张A4纸被人撕了。第四天又贴了一张,第五天又没了。村支书打电话给外公,说老叔,你过来看看,监控拍不着,也不知道谁干的。外公说不看了,爱撕撕,反正公示期就七天。
第六天,镇里接到一封匿名信,说外公那个伤残是假的,说证明是伪造的,说他是“骗国家钱”。
刘所长又来了,这回脸色不太好。说老爷子,有人反映情况,按规定我们得重新核实。外公把那张一九三五年的证明拍在桌上,说:“核实。你核。你核不出来我拿拐杖敲你。”刘所长说您别急,我肯定给您核清楚,就是走个流程。外公说走流程可以,你告诉我谁写的信。刘所长说匿名的,真不知道。外公说那你回去告诉写匿名信那个,让他自己来,当我面说。刘所长苦笑,说老爷子您别为难我。
我那天晚上给我妈打电话说了这事。我妈在电话那头气得不行,说肯定是二嫂,她就见不得别人好。我说没证据别乱说。我妈说不是她我把手机吃了。我说你吃了也没用,现在得想办法。
我想了一晚上,第二天给周大校发了条短信。就是之前来家里那个大校,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个手机号,说有事联系。我把情况说了。周大校没回短信。过了俩小时,直接打电话过来了。他说这事我知道了,你别管了,我来处理。
第二天下午,镇民政所刘所长又来了,这回后头跟着县民政局一个副局长。副局长亲自来的,进门先道歉,说老爷子给您添麻烦了,那个匿名信的事我们查清楚了,是你们村一个姓王的写的,跟你有点过节。外公说姓王的?哪个姓王的?副局长说叫王德贵,你认识不?外公想了想,说认识,去年为地界的事跟我吵过架,我拿拐杖撵过他。副局长说对对对,就是他。我们找他谈了,他承认了,说是瞎写的。
外公说那咋处理?
副局长说批评教育了,让他写检查。
外公说检查不检查的我不在乎。我就问一句,公示还贴不贴?
副局长说贴,重新贴,这回贴村委会里头,专人看着。
外公说行,那我没别的事了。
副局长和刘所长走了之后,外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嘴里哼了一段我听不懂的调子,好像是他们那时候的歌。我问他哼啥,他说忘了,就记得调了。然后又哼了两句,突然停下来,说:“你那个大校,挺管用。”
我说人家是省军区的,管着下面呢。
外公说:“那下回他来,我请吃面。”
我说人家大校吃你八块钱的面?
外公说:“八块咋了?我请客不看钱,看心。”
我说好好好,你请。
事情到这儿本来该完了。但四月中旬又出幺蛾子。
那天我正上班,我妈打电话来,声音都变了,说你快回来,你外公摔了。我请假往镇上卫生院跑。到那儿一看,外公躺在病床上,左腿打了石膏,右胳膊吊着绷带,脸上蹭破一块皮。我妈坐在旁边抹眼泪。我问咋回事。我妈说骑三轮去镇上吃面,路上为躲一条狗,三轮翻沟里了。
外公看见我,第一句话是:“面没吃着。”
我哭笑不得,说都啥时候了还惦记面。他说:“我排了二十分钟队,面票都买了,八块钱呢。”我说面票我给你退去。他说退啥,你帮我把面吃了去,别浪费。
后来医生进来说,左腿骨折,得转县医院做手术。外公一听手术就急了,说我这腿还能做手术?里面都是弹片。医生说弹片在肉里,骨头是新断的,两码事。外公说那得多少钱?医生说走医保,自己花不了太多。外公说那行,做。
转院那天,周大校不知道从哪儿得的信,又来了。这回没带警卫员,自己开车来的。到病房一看外公吊着胳膊,第一句话是:“老爷子,面我替你吃了。”外公一愣,说啥面?周大校说八块钱那碗牛肉面,我让司机去吃了,回来说味道还行。外公乐了,说你这大校还挺闲。周大校说今天周末,不闲也得来,你腿要是出了事,我那个报告就白写了。
外公说:“啥报告?”
周大校说:“给你申请补助那个报告。你要是不在了,我还得重写一份,麻烦。”
外公拿好胳膊那只好手拍床沿,说:“你放心,我死不了。长征都没死,摔一跤能死?”
周大校说:“那行,你好好养着,养好了我再来。到时候你请我吃面。”
外公说:“八块的?”
周大校说:“八块的就行。我不挑。”
周大校走了之后,外公躺床上看着天花板,半天没说话。我妈出去打水,病房里就剩我俩。外公忽然说:“你给民政部那封信,咋写的?”
我说就照实写的。
他说:“你把最后那句再说一遍。”
我说哪句?
他说:“就是你说不闹事那句。”
我想了想,说:“我不是要闹事,我就是想弄明白,这个数对不对。不对的话,该怎么弄。”
外公点点头,说:“写得对。下回再写,还这么写。”
我说下回写啥?
他说:“写我腿里还有三块弹片,下雨天疼,能不能多给点买膏药的钱。”
我笑了,说你这要求也太低了。
他也笑了,说:“低点好。低点人家给得快。”
手术做完,外公在县医院住了十二天。出院那天,二舅妈来了,提了一兜子香蕉,进门就喊爸,喊得比上次还甜。外公靠在床头,看了她一眼,说:“香蕉拿走,我血糖高。”二舅妈说爸你吃一根没事。外公说一根也不行,你拿回去给你儿子吃,他不是要上大学吗,多吃点补脑子。二舅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把香蕉搁床头柜上就走了。她走了之后外公让我把香蕉分给隔壁床老头了。
我妈说爸你干啥呢,人家来看你。外公说:“她来看我还是看钱?我住院十二天,她来过一回没有?今天出院她来了,为啥?她算着我今天结账,想看看能剩多少。”
我妈不说话了。
外公叹了口气,说:“我不怪她。人穷志短,你二嫂就是眼皮子浅。但你让我给她好脸,我给不了。我这条腿是替国家断的,不是替她断的。”
我妈说行行行,你别激动,刚做完手术。
外公说:“我没激动,我就是说个理。”
四月底,外公出院回家。腿里打了钢钉,走路更不利索了,拐杖换成四脚的。村里给他门口修了个坡道,三轮车换成了电动轮椅。他天天开着电动轮椅去村口小卖部买烟,跟一帮老头吹牛,说他外孙给民政部写信,来了个大校。那些老头开始不信,后来镇上来人拍了照片,说要登报表扬,他们才信了。李老头专门跑来问,说老哥,你那个信咋写的,我能不能也写一封,我小舅子那个六百是真的少。外公说:“你写去,但你别提我,提了我也不认。”
李老头说为啥。外公说:“我嫌你字丑。”
李老头气得直翻白眼。
五月初,补发的第二笔钱到了,是伤残抚恤金补差,一万多。外公又给我打电话,说你来一趟。我去了,他又拿个信封塞给我。我说上次的还没花完。他说:“花不完慢慢花。我又涨钱了,以后每个月四千五,花不了,给你就拿着。”
我说你留着买烟。
他说:“烟我戒了。”
我愣了一下,说啥时候戒的?
他说:“住院那几天。医生说再抽肺就黑了。我想了想,黑就黑吧,反正也这把年纪了。但是护士小姑娘天天来没收我的烟,烦得很,索性不抽了。”
我说那你现在干啥?
他说:“吃面。一天两顿,牛肉面,加肉。”
我说加肉多少钱一碗?
他说:“十二。”
我说那还行。
他说:“行啥?十二的没八块的好吃。八块那个汤咸,面硬,有嚼头。十二的汤淡了,面也软了,不行。”
我说那你还吃十二的?
他说:“加肉啊。我缺那四块钱?”
后来他真就不抽烟了,省下来的钱全吃面。有时候还叫上李老头,俩人一人一辆电动轮椅,并排开到镇上,一人一碗加肉面。李老头回来跟人说,老陈现在阔了,吃面加肉,还加蛋。外公听见了也不恼,说:“我外孙给的,咋了?”
再后来,周大校真来吃面了。不是专程来的,说是下来检查工作,顺路。外公非要请,周大校就让他请了。两个人坐在面馆里,周大校吃八块的,外公吃十二加肉的。周大校说老爷子你咋吃十二的,八块的不好吗?外公说八块的不好,你尝尝我这个。拿筷子夹了块牛肉搁周大校碗里。周大校吃了,说确实好点。外公说:“那下回你也吃十二的,我请。”
周大校说下回我请你。
外公说:“你请我就不来了,我请我就来。”
周大校拿他没办法,笑着吃完面走了。走之前跟面馆老板说,以后老爷子来吃面,记我账上。老板说记谁的?周大校说记我的,我一个月结一回。外公急了,说不用不用,我有钱。周大校说你有钱是你的,我请客是我的,两码事。外公没词了,坐在那儿看周大校的车走远,回来跟我说:“这人行。”
我说哪儿行?
他说:“吃面不剩汤。”
我说这也算标准?
他说:“吃面剩汤的人不能交。你看着吧,剩汤的人办事也剩尾巴。”
这话我记到现在。后来我观察过,还真是,我身边那些吃饭剩一口的人,办事确实拖泥带水。外公这套识人标准虽然歪,但挺准。
现在外公还住那三间瓦房,院墙还是塌半截,拿砖头堵着。电动轮椅停在屋檐下,拐杖靠在门后头。铁皮盒子还在枕头底下,里头放着存折、优抚证、那张一九三五年的证明,还有一张周大校后来给他补的什么表格,上面盖着省军区的大红章。他没事就翻出来看,看完包好塞回去。我问他老看啥,他说:“看章。红头文件,看着踏实。”
我说你以前不也活得好好的。
他说:“以前是以前。以前腿疼只能忍着,现在腿疼可以买膏药。以前想吃面只敢吃八块的,现在敢吃十二加肉的。不一样。”
我说就这点区别?
他说:“就这点区别。你以为老百姓要啥?要的就是这点区别。”
我没再问。他坐院子里晒太阳,我在旁边剥毛豆。剥完一颗扔盆里,啪一声。外公说:“你剥豆子的声儿跟你妈一模一样。”
我说那是我妈学我的。
他说:“放屁。你妈剥豆子的时候你还没生出来。”
我说那你咋不说她学我?
他说:“你跟你妈较啥劲?你俩都学我。”
我说你剥豆子啥声?
他拿好手捏了一颗豆子,搁盆里,啪一声。跟我和我妈剥的确实一个声。
他得意了,说:“听见没?遗传。”
我说行行行,遗传。
豆子剥完,我给他炒了一盘,又炖了个排骨汤。他吃了一碗饭,喝了半碗汤,把假牙摘下来洗了洗,说:“你明天还来不来?”
我说来。
他说:“来的时候带条烟。”
我说你不是戒了?
他说:“戒了就不能要了?你带来放着,我看着,看别人抽,我闻味儿。”
我说那我不成害你了?
他说:“你害我啥?我闻味儿又不花钱。”
我到底没给他买烟。第二天去超市买了一包瓜子,五香的。他坐院子里嗑了一下午,嗑得满地瓜子皮。邻居王婶过来串门,说老爷子嗑瓜子呢?外公说嗯,外孙买的,五香的,你尝尝。王婶抓了一把,俩人坐那儿嗑,一边嗑一边说村里谁家媳妇又跟婆婆吵架了。我站屋里听着,觉得这日子挺正常。
后来周大校又打过一次电话,说外公那个材料报上去了,省里要拍个纪录片,问外公愿不愿意露脸。外公说拍啥?周大校说就拍你,讲讲长征的事。外公说我不讲,我忘了。周大校说不用全讲,讲一两句就行。外公想了想,说:“那让他们来,我坐在院子里,他们拍。我不化妆,不换衣裳,就这身。”
我说你配合点,人家拍纪录片呢。
他说:“我配合了。我让他们拍我吃面。”
后来真拍了。来了三个人,扛着机器,在院子里拍了半天。外公坐电动轮椅上吃面,记者问一句他答一句,答得驴唇不对马嘴。记者问当年怎么负的伤,他说“叫炮弹皮蹭了一下”。问疼不疼,他说“疼,咋不疼”。问后来怎么治的,他说“拿锯拉的,没麻药”。问现在生活怎么样,他说“挺好,一个月四千五,吃面加肉”。记者都愣了,说老爷子您这心态真好。外公说:“啥心态不心态的,日子好过了,人就好过了。”
片子后来播了没有我也不知道。外公没看,他说电视上自己丑,不看。我看了,拍得还行,就是把他吃面那段剪进去太多了,跟个吃播似的。我妈看完说,你外公这辈子没上过电视,头一回上就吃面。我说那咋了,真实。
我妈想了想,说也是。
现在每个月五号,外公还是开电动轮椅去镇上信用社取钱。取完在街口吃面,十二加肉。有时候李老头跟着,有时候自己。面馆老板认得他了,他一进门就喊:“老爷子,十二加肉,汤宽点?”外公说:“汤宽点,面硬点。”老板说好嘞。他就坐那儿等着,把拐杖靠在桌边,跟旁边不认识的人说:“这面好吃。我外孙说的。”人家问他外孙干啥的,他说:“写字的。给北京写信。”
人家就不信了。他也不争,低头吃面。吃完了,擦嘴,开轮椅回家。路上碰见村里人问他干啥去了,他说:“吃面。”
“又吃面?”
“又吃面。”
“不腻?”
“腻啥?我又不花钱。”
他这话说得也没错。面钱最后都是周大校结的,一个月一结。外公后来知道了,专门打电话把周大校骂了一顿,说你看不起我。周大校说老爷子,我一个月工资一万多,请你吃几碗面咋了?外公说那不一样,我说了我请。周大校说行行行,下回你请。下回他来了,外公真掏钱请了。周大校吃完掏钱,外公把他的手一挡,说:“说好了我请。”周大校说好好好你请。外公从铁皮盒子里抽出一张一百的,拍桌上,说:“找钱。”
老板找了他八十八。
周大校说老爷子你这一百的新票子,哪来的?外公说:“补发的,我换了一沓新钱,专门请客用。”
周大校说那我这面子大了。
外公说:“你面大啥?我请谁都是这一百。你就是赶上了。”
周大校说对对对,赶上了。
后来周大校跟我说,他回单位跟同事讲这个事,同事都不信,说一个老红军请大校吃面还找零。周大校说他信,因为他亲眼看着外公把八十八块零钱一张一张塞回铁皮盒子,数了两遍。
我说他就这样,钱看得紧。
周大校说:“不是钱的事。他数钱那个认真劲儿,跟我爷爷一模一样。我爷爷也是老农民,一分钱掰两半花。后来我明白了,他们那代人,穷怕了,也认真怕了。国家给多少,他们就觉得值多少,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行。你外公写那个信,要的就是个‘对’字。对上了,他就踏实了。”
我说是。
他说:“所以你那个信写得好。你要是不写,他这辈子就九百块,他也过,但心里那个‘对’字永远没对上。”
我想了想,说:“其实我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
周大校笑了,说:“很多事都是没想那么多才办成的。想多了,就不写了。”
这话我也记着。后来我单位有个同事,他爸也是老退伍兵,补助发得不对,他犹豫要不要往上反映,怕得罪人。我跟他说了外公这事,他回去写了封信,寄出去了。后来补了八千多。他请我吃饭,我说不用谢我,谢我外公。他说那我请老爷子吃面。我说你请不着,他面有人请。
故事到这儿真差不多了。外公现在腿还是那样,阴天下雨疼,吃止疼片。补助四千五,每月花不了一千,剩下的存着。他说存着给我儿子上大学。我说你曾孙才三岁。他说:“三岁咋了?上大学快得很,一眨眼的事。”
我说那你好好活着,活到那时候。
他说:“我尽量。但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得看老天爷。”
我说那你跟老天爷说说。
他说:“我说了。我说老天爷你再让我活十年,我外孙答应给我买烟,还没买呢。”
我笑了,说你不是戒了吗?
他说:“戒了就不能反悔?我反悔了,明天给我买去。”
我没给他买烟。买了包瓜子。
他坐院子里嗑瓜子,嗑完一颗扔盆里,啪一声。然后跟我说:“你写信那会儿,怕不怕?”
我说怕啥?
他说:“怕人家不理你。”
我说也怕。但我想着,不理就不理呗,我写了,我尽心了。
他点点头,说:“对。写不写是你的事,理不理是他们的事。你把你的事做了,就行。”
我说那你的意思是,我做得对?
他说:“做得对。以后我死了,你写悼词,也这么写。”
我说你别胡说八道。
他说:“我没胡说。人都有那一天。到时候你写:我外公,长征掉了一条腿,补助九百,外孙写了封信,来了个大校。后来补助涨了,他吃面加肉,吃瓜子不吐皮。”
我说吃瓜子不吐皮那是啥好话?
他说:“我就那么一说。你爱咋写咋写。”
他继续嗑瓜子,我进屋给他倒水。倒完水出来,他靠在轮椅上睡着了,瓜子撒了一腿。我给他拍了拍,他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好像是“面硬点”。
我给他盖了条毯子,坐旁边玩手机。太阳挺好,风也小,院子里静悄悄的。李老头从墙头探出脑袋,小声问我:“你外公睡了?”
我说睡了。
李老头说:“那我晚点再来,找他下棋。”
我说行。
李老头缩回去了。我坐那儿想,这事从头到尾,其实就一封信的事。一封挂号信,五块钱邮费,写了两页纸。然后来了个大校,两辆吉普车,三个军人。再然后,外公一个月从九百变成四千五,吃面敢加肉了,嗑瓜子敢买五香的了。
就这么点事。但外公说得对,这点区别,就是老百姓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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