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长征之后,毛主席为何力排众议,要让红军东征作战?
2026年10月2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很多人注意到,主席台后幕的党徽下方写着“1936-2026”。
90年前的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不过在会师前半年,中央红军还在黄河东边打了一仗,规模不小,过程也很惊险,可今天知道的人并不多,这就是东征。
时间先拨回1936年5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回到陕西杨家圪台,签发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通电里有一句话说得很重:“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仗打赢了,人马也扩充了,红军却主动撤回河西,还向南京喊话要求停战。
要弄明白这一步,得从半年前一张借条说起。
一张借条,算的是生存账
1935年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面临经费与物资短缺。
1935年11月6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甘泉象鼻子湾会师,借条是会师之后不久写的。毛主席后来到袁家沟、写下《沁园春·雪》,是1936年2月东征出发前的事,中间差了两三个月。
借条内容很直白:“请你部借2500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问了供给部长,得知红十五军团只剩7000块银元,当即决定自己留下2000,拿出5000给中央。
这份情义难得,可是5000块大洋最多帮红军熬过一个冬天,第二年吃什么、兵从哪里补,还是没有着落。陕北本来就穷,又被国民党军反复“围剿”。
当地经济遭到国民党军反复“围剿”,补给和兵源问题使红军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东征最早就是从这笔生存账里算出来的。
瓦窑堡的选择题:为什么偏偏往东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开会。当时形势很紧:日本在华北步步紧逼,北平学生刚在12月9日上街游行。
会议要回答的问题很实际,红军往哪个方向发展。往北,补给更难解决;往西更加荒凉;往南会碰上东北军,而直罗镇战役之后,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刚刚起步,打起来不划算。
往东的山西有三个好处。第一,晋西比陕北富裕,能筹粮筹款。第二,人口多,方便扩充兵员。
第三,过了山西就是华北,红军可以直接亮明抗日的旗号。所以东征不是挑一个软柿子捏,而是把求生存、扩队伍、抗日救亡这三件事放在一起解决。
这个决定当时并非一致通过。有人担心部队太疲劳,过不了黄河;也有人担心过了河就和陕北断了联系,回不来。
毛泽东重视黄河渡口的控制,并提前安排造船、训练等准备,为出兵与回师留下条件。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部队名称也很有讲究,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出征,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
用这个名字出兵,本身就在告诉全国:红军是去抗日的。
过河之后,几次关键调整
1936年2月20日晚,红军在百余里长的河段上同时强渡,突破了阎锡山修了多年的河防。2月26日至27日,红一军团在关上村打了一场伏击战,歼灭号称“满天飞”的晋绥军独二旅两个团。
3月1日,毛泽东在电报中评价,关上与水头的占领,使红军取得了在山西创立根据地的初步自由。3月上旬,大麦郊会议定下方针:“第一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并坚决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
随后,红军又进行了兑九峪战斗。
按照中国军网的记载,红军重创敌2个团、迫使敌2个纵队后撤,随后为避免陷入不利态势,主动撤出战斗。这一仗的价值不在歼敌多少,而在于该打就打、该走就走。
蒋介石看到红军在山西站住了脚,坐不住了。他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集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增援阎锡山。
红军的应对是分兵:3月12日在郭家掌作出“兵分三路”的决策;3月20日至27日又接连召开晋西会议。晋西会议还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
中央机关不跟着前线部队冒险,这也是给全局留的余地。胜利是有代价的。
4月14日,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中阳县三交前线指挥作战时中弹牺牲,年仅33岁。毛泽东称赞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这位陕甘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倒在了黄河东岸,全军上下都清楚,东征从来不是一场轻松的出击。
见好就收,比打赢更难
面对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的合围,红军已经很难按原计划开往河北抗日前线。中共中央从保存国家国防力量的大局出发,决定于4月底5月初撤回陕北。
5月2日至5日,红军从永和关、清水关、铁罗关等处西渡黄河,回到陕北。
回师当天发出的通电,体现了党争取停战、共同抗日的政策取向。
军事上见好就收,政治上主动喊话,拉住了想抗日的力量,也让坚持内战的一方失去了道理。东征的成果,按军方权威口径,歼敌7个团,俘敌4000余人,扩充兵员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
筹集的经费、兵员与物资,改善了红军的生存和作战条件。
红军还在石楼、中阳等地建立了第一批县乡村苏维埃政权,在山西留下了火种。
90年后再看这步棋
后来的事情证明了这步棋的眼光。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再次挺进山西,打出了平型关大捷。
东征时提出的“经营山西”,后来变成了晋西北、晋东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可以说,东征是对日作战的一次预演,也为后来的部署打了前站。
今年是东征90周年,山西各地的纪念活动从年初一直持续到下半年。按会议通知,“红军东征与全民族抗战”学术研讨会定于4月17日至19日在吕梁学院举办;7月,《红军东征 光耀千秋——档案里的历史记忆》专题展览在吕梁市图书馆展出。
10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长征胜利90周年金银纪念币。在10月22日的纪念大会上,重要讲话指出,长征胜利之路“是依靠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走出来的”。
用这句话回看东征就很好理解:没有照搬外来顾问的意见,也没有被眼前的困境困住,而是从陕北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到了突破口。如今一些国家在科技、贸易上对中国设卡封锁,“以发展求巩固”这个思路并不过时。
困难越大,越要靠发展打开局面,而不是缩在原地守着。所以,毛主席当年坚持东征,并不是冒险赌一把。
他算清了生存账、扩军账和政治账,然后才定下决心。红军渡过黄河,从此不再只是想办法活下去,而是开始为整个抗日大局谋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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