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场商演接连取消,举报朱之文的两人,身份与说法被媒体核实
八月到十月间,演唱者朱之文在青岛、潍坊、西安、郑州、泰安、济南、淄博等地,十五六场事先排定的商演,临开场前接连被撤下。
新黄河记者展开调查,找到了两名出面反映问题的人,其身份与各自说法先后得到核实。围绕“偷税漏税”“劣迹艺人”等指称,目前并不成立。
一位凭嗓音走南闯北的演唱者,缘何在官方尚未作出任何定性之前,接连遭到举报,落到登台无门的境地?
01 多城场次接连告吹,两名出面者的身份被逐一核实
风波由演出端先显现。二〇二六年八月起,朱之文的商演信息一经对外公布,多地主办方便陆续接到投诉与反映,不少场次卡在临近开场的节点被叫停。
按媒体梳理的口径,八月到十月间,青岛、潍坊、西安、郑州、泰安、济南、章丘、淄博等地,前后约有十五到十六场演出取消。整个十月,他只登台唱成三四场。
这些撤场并非堆在同一天,而是随各地场次排期陆续出现。主办方在接到反映之后临时作罢,艺人一方先前排定的档期也随之落空,损失首先落在演出这一端。
十月二十三日,新黄河记者最先接通的是浙江湖州刘明的电话。据电话核实,刘明承认自己走的是实名举报路径,提出的理由是“偷税漏税”,并称问题已递到国家税务总局,另外还指称其翻唱、剽窃他人作品。
同日接通的,是山东济宁的王平。对方先纠正了用词,称自己并非举报朱之文,只是依据现行政策向主管部门递交情况,比对现场安排与报批材料能否对得上,并称不存在恶意。
王平还介绍,早在二〇二〇年,他就已前后提出过几十次同类意见,二〇二三年之后便没再关注;今年得知朱之文进校园讲授英语一事,才又重新留意,并称从未混进过任何线上聊天群组。
两条路径在程序含义上并不相同。前者指向具体指控与责任追究,后者侧重提示主管部门核对活动与报批材料;两种口径被媒体一并摆出来,说明两人出面的动机与分量并不一致。
记者另外核实到,二〇二三年,刘明曾卷入朱之文提起的名誉权诉讼。经法庭调解,刘明写下书面承诺,保证今后不再散播不实言论,朱之文随后撤诉。对这份承诺的存在,刘明本人并未否认。
这桩旧案让刘明一方的表述多了一层背景。双方此前已就名誉权问题对簿公堂,又以调解方式了结,此番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并不算初次交锋。
把两人放到同一张桌上看,一边是实名指控,一边是政策提示;而旧案这层关系,又使双方的纠葛比普通陌生人之间更深一层。
截至发稿,上述身份信息与各自口径,全部出自电话采访。举报内容是否属实、撤场责任最终归于哪一方,仍要靠官方调查认定。稿件不把任何一方的表述当成既定结论。
02 跨地区成组反映层层传导,演出在声量压力下接连撤场
这些投诉并非彼此孤立。按当事人一方交存的截图与录屏材料,部分反映者在群组内部对齐口径,把截取后的所谓“黑料”四处散布,随后鼓动群内人分头向演出方及文旅主管单位递交投诉。
媒体梳理显示,此类群组约有四五个,每群上百人,成员分散在浙江、河北、山东、陕西等地,反复拨打一二三四五政务热线;群内还出现过“若不撤场便到场把场面搞乱”的施压表述。
需要说明,群组如何运作、是否存在威胁性言论,依据的是当事人提供材料与媒体梳理,尚未经主管部门作出最终认定。
被援引最多的标签,是“劣迹艺人”。例证中流传最广的一条,来自一段谈及农业机械化的采访:前后内容被剪掉之后,只剩“种地不辛苦”五个字,据此指其“忘本”。脱离原语境的片段,把一段完整表达压成了一句伤人的评价。
演出方接到投诉后,选择的做法往往是直接撤场。据媒体分析,逐一核验举报真伪要付出人力与时间成本,取消演出反而是阻力最小的避险方式;即便清楚节目本身合规,主办也可能向线上声量让步,免得卷入后续纠纷。
一场演出的合规成本相对有限,但被投诉牵连的风险却难以估量,这种不对等,使多数主办倾向先撤场、再观望。
回到税务这项核心指称。朱之文一方称,酬劳可以领取税前部分,回户籍所在地自行办理申报;也可由演出方在税后结算时,于演出地代扣代缴。纳税方式的这一说法,经新黄河记者向税务方面核实属实。
至于“翻唱、剽窃”的说法,律师意见是,演唱他人作品本身并不违法;是否构成侵权,要看这场演出是否属于需要付费取得授权的营业性演出。截至发稿,也没有版权方公开出面指控其侵权。
行业规则层面,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二〇二一年的管理办法,列明了“劣迹”行为的具体情形。迄今没有哪个官方主管单位认定他存在违规,也查不到处罚记录;“劣迹艺人”这一标签,眼下缺少官方依据。
03 报案材料已获受理,举报公器的边界仍待厘清
十月二十三日与二十九日,朱之文先后两次前往单县郭村镇派出所,递交截图、录音等证据,第二次同行的还有从北京聘请的律师。据媒体报道,公安机关已经受理,案件结论仍待调查。
据媒体报道,代理律师认为,这类成建制的集体投诉带有网络软暴力色彩,涉嫌寻衅滋事。侮辱诽谤类案件通常属于刑事自诉,情节严重的,可依法转为公诉;最终如何定性,仍由司法机关依法判断。
法律介入的层级由此清晰:先由当事人一方收集证据、推动受理,再视情节决定走自诉还是转入公诉。眼下案件仍处在初期阶段,距离正式定性还有一段距离。
舆论层面,据媒体报道,人民日报在二〇二六年十月三十日的评论中提出,是否归入“劣迹艺人”要看权威调查结论,不能妄断;评论同时指出,举报属于公器,不能被当成伤人的“暗器”。
规则层面同样有边界。据媒体梳理,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五日起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明确,不允许借投诉举报之名谋取不当私利;提供虚假材料、拒不配合身份核验的,不予受理。
两件事应当分开。“十六场取消”是市场上已经发生的结果,“两人身份说法被核实”是记者核实到的事实,这两点都不代表举报已经被查实。登台机会先受阻,与指控能否成立,分属不同层面。
把市场结果当成指控已经坐实,或把指控尚未成立理解成演出受阻并不存在,都是错位。这中间的空白地带,只能靠后续调查一点点填补。
朱之文一方表示,拟对五六名代表性人物提起诉讼,主张民事归民事、刑事归刑事。最终如何认定与处置,取决于司法及主管单位此后的调查结果,稿件不提前拍板。
风波过后,真正值得思量的症结并不在选边站队。举报权本身应当受到保护,可在事实查清之前,被反映一方的登台机会与名声都已先遭折损。公器怎样才不被滥用,是后续调查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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