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工夫妻上班途中遭车祸双双遇难,两个女儿卡在工亡认定门外
文丨LE
编辑丨云章观潮
10 月 21 日清晨,西安路口,一对骑电动车赶往工地务工的夫妻遭遇重型货车撞击,夫妻二人不幸身亡。
肇事司机事发后逃逸,之后被抓获,车辆仅投保交强险,只垫付了 4 万元丧葬费。
家里留下两个年幼女儿,还有未还清的助学贷款。
可更揪心的难题摆在眼前:夫妻俩的伤亡认定迟迟没有着落,各方互相推诿,工亡身份难以确认。
用工的时候缺人就招人,出事之后责任却无人认领。
在外打工的人,最怕的是不是也正是这种说不清的用工保障?
两条赔偿线,不能简单合成一句“找司机”
2026年10月21日清晨6时10分许,西安未央区元鼎路与明光路口,安康白河县来西安打工的李新银、钱顺凤夫妇骑电动车前往白桦林书香苑项目上工途中,与一辆重型货车相撞,两人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肇事司机一度逃逸,后被警方控制,车辆仅投保交强险,家属在交警协调下拿到对方垫付的4万元丧葬费后,再未收到任何回应。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截至11月中旬仍未下达。
两条人命,一辆只有交强险的肇事车,一个尚未出具的责任认定。
家属面前的赔偿路径,从第一步起就收窄了。
工地那条线,比交通事故更早亮起红灯
比交通事故更早堵死的,是工地那条线。
30岁的姐姐小云和22岁的妹妹小萱在父母去世后,试图找工地协助申请工亡认定,得到的回应是一层推一层的“不归我管”。
项目的转包链条在事后被完整还原:施工总承包方是中建七局,外墙保温分包给陕西中天杰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天杰能又将劳务转包给陕西策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父亲李新银由陈姓工长联系进场,在这个工地干了20天,随后把母亲也叫来干了10天,两人穿的是“中天杰能”的工服。
事故发生后,中天杰能的赵姓工作人员承认外墙保温是他们承包、劳务是策越分包,但建议家属“主要对接劳务公司”。
策越劳务的陈老板则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更关键的话:“工人很自由,没人要求早上6点多来上班”。
这句话瞄准的正是工伤认定最核心的那道门槛。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前提是“上下班途中”这一事实成立。
劳务公司用“很自由”三个字,试图把清晨6点10分骑车赶往工地这个行为,从“上班途中”切割成“私人出行”。
既然是自由的,就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也就无所谓“途中”。
但工服是谁发的、活是谁派的、经谁的手进的场、此前20天和10天在同一项目从事同一工种的事实,这些要素放在一起,“自由”两个字就很难单独完成切割。
法律留了通道,难的是让通道真正打开
法律对这类情形并非没有准备,202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规定: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承包人,将业务转包或分包给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组织或个人,该组织或个人招用的劳动者,有权请求承包人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包括认定工伤后的全部工伤保险待遇。
人社部相关意见第七条同样规定,违法转包、分包情形下,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这一责任不以存在书面劳动合同为前提。
律师赵良善对此案的判断也很直接:建筑领域违法转包、分包,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必须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没打卡、没考勤,公司可以拿来说事,却未必能拿来卸责”。
法律通道是存在的,但通道存在与通道畅通之间,隔着一整套家属很难独自完成的操作:确认适格的用工主体是谁、证明父母确实在该项目持续提供劳动、证明事发当天出行的目的和路线属于“上班途中”、在事故认定书尚未出具的情况下先行启动工伤认定程序,并在必要时通过劳动仲裁或诉讼确认用工主体责任。
姐妹俩一个刚大学毕业背着3万多元助学贷款,一个30岁,没有法律背景,面对的是总包、分包、劳务三层主体和一句“去找肇事者”的推诿。
法律给她们留了一条“向上追溯”的路,但这条路上每一个路口都需要有人告诉她们该往哪走、该交什么材料、该等多少天。
申请工伤认定的时限是事故发生后1年内,单位不申请的,近亲属可以自行申请,时限不算短,但对于两个刚刚失去父母、连事故认定书都还没拿到的年轻人来说,时间并不是站在她们这边的资源。
两条赔偿线——交通事故侵权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在法律上可以并行,但它们的推进逻辑完全不同。
肇事司机那边,交强险的赔付额度有限,司机本人赔偿能力不足,4万元丧葬费之后可能面临执行不能,工地这边,法律上有一条清晰的责任链,但需要有人替家属把这条链从“推来推去”的状态里拉直。
让两个女儿在失去父母之后,还要独自穿越一条由总包、分包、劳务和“自由论”共同构成的责任迷宫,这不是法律的本意,而是执行环节没有接住她们。
工亡认定不该是一场需要家属自己破案的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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