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评|回望蔡元培和他的时代,我们还可以得到什么?
蔡元培侧面浮雕像 刘开渠 1986年
带三岁的女儿到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的“蔡元培和他的时代:20世纪中国美育的历史进程”看巡展。她停下来的地方,不是蔡元培的巨大雕像,也不是林风眠或徐悲鸿的画前,而是张乐平的“三毛”和一组画风、内容前卫到近乎“不像那个时代”的连环画——张光宇的《西游漫记》。她当然不知道蔡元培是谁,也不知道“以美育代宗教”是什么意思。她只是被那些画本身吸引了。
蔡元培的美育“回家”
这让我在走出展厅之后,反复想起蔡元培1912年在南京写下的那句话:“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展览序言把这句话放在最前面,当然是恰当的。但一个三岁的孩子在展厅里停下来这件事提醒我,“普及于社会”从来不是一个由策展逻辑自动兑现的结果。它发生在某一个具体的观看瞬间,发生在某一件作品恰好越过阐释、直接作用于一个非专业观众的时刻。
展览开幕式用“回家”来形容这次巡展落地南艺,这个说法有扎实的史实支撑。蔡元培长期担任南艺前身上海美专的校董会主席,1918年题写“闳约深美”四字,至今仍是南艺校训;同年他又推动成立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中央美院前身),一南一北两所院校同受其美育思想滋养。1912年他在南京提出“五育并举”,使南京这座城市成为中国现代美育的制度起点。展览巡至南京,确实有一种文脉回返的意味。
“家”的墙壁上挂什么,远比“回家”这个动作本身更能说明问题。展览分列五个篇章,200余件作品与文献构成一条清晰的论证链:人格感召、制度奠基、艺术转型、当代回响、文献确证。这是一个严整的学术框架,也符合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项目对系统性的期待。然而,真正让一个非专业观众停下来、让一个不懂“美育展览”为何物的孩子为之驻足的作品,恰恰不完全落在这个链条里。
审美背后藏着更重要的东西
漫画家廖冰兄的《禁鸣》是一件让我很震撼的作品。这幅画最初绘于1945年,原题《枭暴》,画的是“黎明前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一只枭(猫头鹰)死死咬住公鸡的嘴,妄图把黑暗永远留住。1979年初,廖冰兄重绘此画,改题《禁鸣》,献给被割喉枪杀的张志新烈士。
从《枭暴》到《禁鸣》,相隔34年,画面构图大体未变,但“被禁之声”的所指彻底转移了:1945年指向的是黑暗对光明的压制,1979年指向的是一个伟大的人在残忍的暴力面前被剥夺了发出声音的权利。改题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段未被展览充分展开的历史。它提示我们,蔡元培所构想的“美育”在20世纪中国的命运,并不只沿着“制度奠基—学科建设”的温和线索展开,那些以愤怒、压抑、讽刺为情感底色的创作,同样生长在这片被美育思想松动过的土壤里,但它们所回应的问题,远比“培养鉴赏知识”要沉重。
张光宇的《西游漫记》构成了另一重值得细看细想的偏离。这一套60幅的彩色连环漫画创作于1945年夏秋的重庆,张光宇自己在1958年的自序中说得非常明确:“内容主要是讽刺当时重庆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
《西游漫记》之一 张光宇1945年
他选择神话隐喻,不是因为偏爱传统形式,而是因为当时“讽刺漫画的发表以及出版受到压制”,只能以展览的方式绕过审查。换言之,《西游漫记》的“艺术性”本身就是策略性产物。当一个没有任何美术史知识的孩子在这些画前停下来,是因为画面本身的想象力和色彩具有自足的生命力,但这种生命力最初的来源,恰恰是一种无法直说的愤怒。
展览将这件作品安置在“东西互鉴”的篇章中,强调其装饰风格与民族形式的创造性,这当然没有错。但如果“互鉴”的叙事完全过滤掉它作为“被压制者的表达”的出身,那就低估了它“讨喜”的外表背后藏着的重量。
常玉的小鹿速写则引出了另一条容易被忽略的线索。常玉1921年赴法,直接动因是蔡元培号召的“勤工俭学”风潮。蔡元培的美育构想在这里不是以“作品主题”的方式在场的,而是以“人的流动与视野的打开”的方式在场的。
常玉后来选择了与徐悲鸿、林风眠截然不同的道路,留在巴黎,不循正规美术学院,而是进入氛围自由的大茅屋艺术学院,最终成为巴黎画派中极少数的华人代表。这条线索提示的是:美育最实质的结果,往往不在于“培养了符合某种理念的艺术家”,而是“释放了不被某种理念所框定的人”。
“以美育代宗教”其实并不温和
把这三件作品放在一起看,展览五个篇章便显出了它的叙事逻辑。五个篇章的排列方式:从“先生之风”的人格感召,到“美育立校”的制度奠基,再到“东西互鉴”的艺术转型、“百年回响”的当代延伸、“文脉留声”的文献确证,构成了一部相当完整的“美育制度史”。它讲述的是蔡元培如何将一种思想转化为学校、课程、校董会、展览和出版物。这本身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成就,展览对此的梳理也很扎实。
但“以美育代宗教”在1917年被提出时,其最初的锋利之处并不在制度设计,而在一种判断:宗教已经无法承担陶冶情感、安顿精神的职能,需要用普遍性的审美来取代它。这是一个关于精神权威之替代的激进命题,它携带的挑战性,远远超出了“美育有助于人格养成”的温和表述。
展览选择以“教育制度”而非“精神危机”作为叙事主轴,使观众看到的更多是美育的“建设性后果”,而较少触及美育最初所回应的那种“精神上的不满足”。这说不上是缺陷,但它是个选择,而且这个选择,决定了廖冰兄和张光宇的作品在展厅中显得像“例外”,而不是“题中应有之义”。
展览之后的未完待续
回到我那三岁的女儿。她显然是喜欢这个展览的,她不需要有人给她介绍这里面的“大人物”,她有自己的观看节奏。她喜欢这里,跟理不理解蔡元培毫无关系——《三毛》《西游漫记》还有很多我没细说的作品,本身就很有趣。这大概才是关于美育展览之公共性最诚实的检验标准。
蔡元培在1912年所说的“普及于社会”,从来不是指把一套思想观念灌输给尽可能多的人,而是指让尽可能多的人有机会被艺术本身所触动、所改变。一个展览是否真正延续了这种精神,不在于序言中引用了多少蔡元培的原话,而在于展厅里是否真的有作品能够越过阐释的屏障,直接作用于一个没有准备的人。
“百年回响”篇章试图证明蔡元培的“完全人格”理想在当代美术创作中仍有回响。但真正的回响或许不在于反复确认“他的思想至今仍有意义”——这一点已经无须证明——而在于敢于呈现他的思想在当代面临的新条件:当艺术教育的制度框架远比1912年完备时,美育最原初的那个冲动,让审美经验成为塑造公共的人的力量,是否反而变得更难以辨认了?当“美育”成为一个学科、一个项目、一个展陈类别的时候,那个在1917年试图以审美替代宗教来安顿精神的蔡元培,和那个在1945年用一只被咬住嘴的公鸡来控诉黑暗的廖冰兄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展览把他们都请回了“家”,但“家”里最要紧的那个问题——“以美育代宗教”原初的精神替代冲动,和后来被制度化、学科化、展陈化的“美育”之间,究竟是延续还是稀释——展览没有正面回答。
文/刀鱼白
编辑/刘忠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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