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出手,北京律师团已就位,举报大衣哥的黑粉该付出代价了
2026年10月30日夜里九点半,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一篇评论,话题直指恶意举报问题。文中直接提到了朱之文,写下一句话:举报是公器,不能被当成伤人暗器。
几乎同一时间段,他本人已经跑到山东单县的郭村镇派出所,做完了报案笔录。代理律师杨安明,同时担任北京中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一职,对外透露警方已经受理,眼下案子处于侦查阶段。
从8月到10月,此前谈妥的十余场商演接连泡汤。那些举着“劣迹艺人”标签反复缠他的人,这回究竟该算笔什么账?
三个月里被搅黄的十几场商演
2026年8月起,一波针对朱之文的举报潮集中爆发。他自己粗算下来,这三个月里在青岛、潍坊、西安、郑州、泰安、淄博等地,差不多十五六场演出临时取消。
这些场子大多早已签过合同、收了定金,档期也通知给了观众,却常在临演前被一通投诉电话搅黄。
背后的举报者拉了好几个网络群,每个群都有上百人。牵头的人散在浙江、河北、山东、陕西几个省份。
个别人频繁更换网名,马甲换了一个又一个,出招的路数却高度雷同,像是照着同一套脚本在跑。
这群人盯着他的演出日程不放,轮番向举办地文旅部门、政务热线电话和主办方投诉,口径整齐划一,一口一个“劣迹艺人”。
投诉录音还被传回群里当作“战果”炫耀,引诱更多新人跟着报名去打下一场。
但凡过去采访过他的媒体、替他出庭的律师,只要公开替他说过话,一律被连带投诉。
泰安那一场,他本人已经在菏泽高铁站排好队等着上车,一个电话打来,演出当场告吹。
10月21日济南那场,他都赶到现场、妆也化好了,离开演只剩几小时,又被临时叫停。
他自己反复强调,至今没有任何主管部门认定他违规、罚过他款,“劣迹艺人”这顶帽子得不到任何官方结论背书。
网上流传的捐款数字并非他本人晒出,有人先编出金额,再拿着这个假数字去举报。家乡税务部门2025年3月就已辟谣,说那些网传内容全是假的。
10月30日当天,人民日报客户端的评论文章专门谈到:到底算不算“劣迹艺人”,得看权威调查结论,旁人不能随便下判断。
第二天,人民日报政文公众号又跟进一篇《由“大衣哥”频遭“黑粉”举报想到……》。
他本人已到单县郭村镇派出所做完笔录,指认带头网暴者一共有四人,相关证据材料全部移交给了警方。
杨安明对外表示,警方已经受理、目前还在侦查阶段,“我们这边在持续向警方补充证据,考虑走公诉”。
举报公器是怎么被异化成暗器的
举报这套制度,初衷是把藏在暗处的不当行为揪出来。门槛放得低、保护给得足,举报人可以匿名,可以不必举证,还能受到相应保护。
党报评论也承认,制度本身设计得没毛病,毛病出在有人专门钻空子。
正因为门槛低,一旦被人恶意利用,出招那一方几乎零成本,接招这一方却得搭上大把时间精力去自证干净。
一边是动动手指、拉个群就能开火,一边是推掉行程、找律师、跑部门去灭火,双方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他能听出其中一些举报者的声音,说这些人跟自己“不沾亲不带故、没有任何交集”。
按他的说法,这帮人就是“看不得别人好,见我有演出就举报说我是劣迹艺人”。
除了费神费力,被举报者还得两头承压,一边挨骂一边赔钱,演出说飞就飞,损失全落在自己头上。
党报评论提到,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恶意投诉竟催生出一条黑灰产业链。
25块钱能举报一个账号500次,花1200块就能“让一个账号消失”,举报被明码标价做成了流水生意。
主办方的算盘也打得很现实:主管部门收到投诉总得走流程核查,核查要耗时间,演出档期却等不起。
于是大家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直接取消了事。有的场子定金收了、合同签了,照样说黄就黄。
他指认的那位带头者,2023年就曾因同类行径被告上法庭。后来双方庭外和解,对方写下保证书承诺不再攻击。
如今这人重操旧业又开始举报,甚至当着镜头翻脸,说保证书不是自己写的,上一轮维权的成果瞬间成了废纸。
新京报评论点破了要害:按相关法规,认定一个人算不算劣迹艺人,权限在县级及以上文旅主管部门手里。
旁人没有这个资格,民间自发给人扣上这顶帽子,本身就踩了名誉权的红线,扣帽子的人却不用为帽子负责。
被这套手法伤到的远不止他一个。网红、教师、医生、街边小商贩,所有靠口碑谋生的从业者,不管名气大小,都可能因为一场无端投诉落进同一个圈套。
恶意举报躲不开的三层法律账
杨安明律师讲得很清楚,举报是公民的权利,合法如实的举报受法律撑腰,这回维权的重点,就是把正当举报和恶意构陷区分开。
区分要看三条:手里有没有真实依据、出招的人抱着什么目的、出手的方式有没有越界。
拿不出半点事实,一门心思只为搅黄一场演出、搞臭一个名声,这种举报早就偏离了制度的本意。
没凭没据、没完没了、死缠烂打式的重复投诉,早已被划入“软暴力”违法犯罪的范畴。
法律上的责任分三层压下来,一层比一层重。
够得上名誉权侵权的,被侵权人能走民事诉讼,要求对方公开道歉、赔偿经济损失,这是最常见的一层。
情节够得上治安处罚标准的,还可能被公安机关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一旦行为碰了刑事红线,就可能牵涉寻衅滋事罪、诽谤罪、侮辱罪或者诬告陷害罪。
这也正是本案律师团队“考虑走公诉”的法律依据,至于最后定哪个罪、判多久,得由司法机关后续认定。
前一轮维权已经有判例摆在那儿。一名自2020年4月起就不停上传侮辱诽谤内容、累计发了数百条的施暴者,其中单条播放量超过21万次。
2025年11月,法院认定其构成侮辱罪、诽谤罪,两罪并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这个判例说明,对着屏幕日夜不停地输出侮辱和诽谤,要付的代价远不止删几条视频、说一句对不起那么轻。
杨律师也提到,这类案子有个共同的麻烦:证据分散,取证特别难。
参与的人多、拖的时间长,不少聊天记录和截图攥在别人手里,受害者自己单独去凑齐证据,难度格外大。
这也正是律师团队帮忙梳理材料、警方介入侦查的价值所在——把散落在各处的碎片拼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案子还在侦查阶段,最终走向要看调查结果,但追责的路径已经摆得清清楚楚,没有模糊地带。
党报评论收尾时写道:倘若有人因举报被误伤,甚至被蓄意伤害,就该有更多更畅通的渠道替他们伸张正义。
从他一个人,到千千万万靠口碑过活的普通劳动者,这把本该撑起来的保护伞,这回不能再合上了。
评论 共 47 条 · 0.32s
相信人民日报是为人民发声的媒体不会压制人民群众的声音。